决定给老家的双亲安装监视器，源于弟弟的一个提议。

　　分别住在北、深、广的我们姐弟三人，经常在微信上讨论远在河南的父母养老细节。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抱怨保姆偷东西，今天说偷她的描花盘子，明天说偷她的虾仁和汤圆。有一次，她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保姆偷了她8000块钱。我们要是不管，她就去报警。

　　我们心里明白，保姆是不可能偷她8000块钱的。这个保姆是我们姐弟三人出钱给父母请的，人很可靠。而且父母的工资由父亲保管，母亲手上不可能有8000块那么多。但是母亲不依不饶。

　　弟弟提议给家里安装一个监视器。有新闻说，子女通过监视器发现家里老人被保姆虐待，于是，我和姐姐同意了。在手机上一打开视频，便是我家客厅全貌。

　　安装监视器的头一个月，就冒出了很多让我们姐弟三人震惊的事情。

　　我发现母亲跟保姆的关系根本没有她说的那么紧张。保姆除了上午跟她一起出门买菜，大部分时间客厅里就她们俩，两人一人躺一个沙发一起看电视剧，还不时讨论剧情。而她们周围，是乱得像猪窝一样的客厅。

　　我怒不可遏地打电话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不让保姆收拾房间、拖地擦桌子，养着保姆就为了扯闲话吗?母亲有点猝不及防，刚开始企图否认，但铁证如山。她就改变策略，冲着电话那边的我翻了个白眼(我用座机打电话，用手机看着视频里的母亲)说：“这房间不用收拾，让她(保姆)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我气得打姐姐的手机告状，我们感觉这几年保姆钱全白花了。而父亲的态度很暧昧，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只要老伴跟保姆聊得开心就好。

　　母亲开始抗议，说视频监视她，对她不尊重。父亲的态度跟母亲相反，父亲热爱新事物，上微信、上淘宝。他觉得监视器非常先进，经常在中午吃饭时，端着酒杯冲镜头那边的我们举杯致意。

　　有一次监视器坏了，父亲着急地致电弟弟，弟弟立刻指挥老家的堂弟找人上门维修。三天后，监视器修好了，父亲特地在微信群里通知我们：“视频修好了，欢迎观看。”

　　安装监视器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打开视频，发现母亲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眼睛半闭。打家里电话，电话铃响着，母亲却一动不动。我立刻打电话给小姑姑。小姑姑赶到家里，发现母亲昏迷。母亲是甲低又合并糖尿病，引起晕厥。她双侧甲状腺切除，需终身服药补充甲状腺素，但她总忘记吃，保姆也不提醒，久而久之酿成恶果。医生说，母亲这种情况，如果发现不及时，会死人的。

　　这件事让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都对监视器心存感激。母亲也不再嫌弃它，服服帖帖地被它监视。

　　监视器里最欢乐的时候，是我和弟弟、姐姐其中一个回家时。下了飞机往家赶的时候，回家的那个孩子就在群里提醒：注意看视频，二十分钟后直播开始。远在家乡之外的其他两人，会守着看直播，比半夜起床看球赛的球迷还准时。回家的那个孩子一进门，还得意地冲监视器挥挥手，就像主持人走进直播间一样。

　　父亲欢快的声音从监视器里传来，略带夸张地介绍自己的生活。他拿出一瓶酒说：“中午喝这个，这是老二买的，据说不错”;指着电视机，半埋怨半自得地说：“哎，你弟弟上个月换的，买个这么大的!没必要嘛。”视频外的人盯着视频，听到自己的名字，露出会心的微笑，仿佛在现场。

　　其实，这些特别事件都是少数。监视器里记录的，90%都是老爸老妈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光。他们有时候整晚不说一句话，看到10点，默默起身关掉电视，慢慢走进洗手间，再慢慢走出洗手间，路过客厅，关上灯，消失在卧室门口。

　　尤其是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们甚至一整天都坐在沙发里，固定的姿势，固定的位置，看着同一个频道。有时候从视频听到声音，就知道是那个看过几遍的节目，但是他们还是盯着荧屏，说不上感兴趣，也说不上不感兴趣。

　　这时候我会忍不住打个电话过去，给他们介绍几个时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但家里的电视不能看回放，而电视剧已经播过开头了。这时候我会说，“等我回去给你带光碟”。父亲“嗯、唔”地应着，听到这句，飞快地插话：“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被问得语塞，就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唯唯诺诺地搪塞几句，匆匆挂掉电话。

　　安装监视器半年后，很少打电话的弟弟，有一次给我打电话，斟词酌句地说：“你看了吗?老头老太太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我就沉默了。

　　没有安装监视器的时候，我们仅凭电话沟通，父母那边总是热闹的：—院子里谁家添个孙子，白胖好玩;医院的老同事来家里看他们了，小时候还抱过你;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今年开花特别多。

　　安装了监视器后，才知道父母的日子，是被大段大段的空白铺满的。

　　母亲撒谎说保姆偷东西，是想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参与她平淡如水的生活。本来，安装监视器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心安，但安装了监视器以后，我们姐弟三人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被划过父母生命的每一次滴答声弄得焦虑和内疚。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子女?

　　摘自《新周刊》4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