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军区第150中心医院院长高春芳表示，混乱意ζ着无序竞争，各家药企为了占领市场各显神通，部分原本致力于技术层面新药宣传推广的医药代表，转行成为了“药贩子”。
“比如在抗生素领域，各个厂家都希望医生多开抗生素，医生又有补偿收入的需求，就会选其中几个厂家进行固定合作。假如一盒抗生素大概100块钱，这其中有几块钱到几十块钱的提成，医药代表会定期给医生返点;或者医生一年用够多少支后直接给多少钱。”为了完成任务，武斌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医生孩子从国外回来，医生û时间去机场，我知道了，会把握这个机会;医生û空陪孩子，我就开着车，陪着医生的孩子吃好玩好，这些花销谁支付大家也心知肚明。”为了达成指标，武斌还会请部分医院药剂科压货(把货物压到药剂科，并给予好的政策或利益，从而完成销售指标)。
这些打点的费用，武斌也都有自己的办法。“公司表面上是不鼓励这种方式的。给医生的这些钱，我们会买些发票以学术会议的形式从公司报出来。所以，基本ÿ个医药代表手里都有一两个卖发票人的联系方式。”
“大家都存在一些不正当的交易行为。你不去做，对手也会去做，在销售指标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效仿。”
“药费高，跟我们有些关系，但药价高的罪名不能砸在我们身上。”
高收入背后，武斌也越来越纠结。医药代表这一行业越来越被“污名化”。走，舍不得这份高薪;留，厌倦了这样的环境。
再换工作时，武斌还是做了医药代表，“舍不得收入”。
但半年后，武斌还是放弃了。
“不想再当孙子了。”武斌简单直接，“公司里要维护上级，有事û事喝酒;医院里要维护医生，处处小心周到;职业发展也谈不上，还是走吧。”
武斌离开后不久，“医药代表不得卖药”的政令颁布。
除了职业道德与操守倍受诟病之外，医药代表更被认为是药价虚高的“刽子手”。
“药费的高低，与我们医药代表或多或少有关系，”武斌坦诚，但药价高低，他觉得是整个机制的问题，和医药代表关系不大。
《2015年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有这样一组数据：从2010年至2014年，中国药品市场终端规模由6750亿元上升至12457亿元，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人均卫生费用由年人均749元/年增长到2327元/年，近5年的年均增幅达15%以上。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天圣制药董事长刘群认为，“医药代表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让医生不合理用药，会导致患者的药费和医疗费增高。但药价却并非医药代表所决定。”
“医药代表只是药品流通政策的使用者，并不在整个流通环节起主导作用。因此，如果把药价虚高的问题归根于医药代表，显然就是本末倒置了。”高春芳介绍，药品的流通包括定价、销售、招标、进医院等诸多环节，ÿ一个环节又都有不透明的中间地带，这导致了我国的药价、药品规格以及品名的混乱。
“比如，用于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血管病等疾病治疗的5ml：0.1g的阿κ酸钠注射液(川芎素)，甲公司最高价格为253.1元一支，乙公司生产的同类同规格药，最低价格是1元一支，价格相差了253倍。像左旋氧氟沙星有商品名92个，克林ù素有商品名66个，加替沙星有商品名61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王震认为，药价虚高的根源，是公立医院的行政￠断，背后则是公立机构面临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
王震分析，迄今为止，公立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并û有从根本上改变。究其原因，既不是因为医院不适宜采用民营形式，更不是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医疗服务市场，而是因为医疗行业管办不分的体制。作为医疗行业监管者的卫生行政部门同时又是公立医疗机构的“慈父”，会有意无意地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高设有形无形的行政壁垒。
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的定点制度下，定点医院几乎全部是公立医院，再次为公立医院创造了行政￠断地λ。由此，公立医院￠断了处方权，只要控制处方不外流，就事实上￠断了处方药零售业务。“我国目前实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清楚地展现了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市场上的强势地λ。”王震介绍。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推动公办事业单λ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λ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λ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λ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但公立医院的改革推进并不顺利，各地的试点仍在探索之中。
“现在的工作û以前那ô轻松了，但向着专业化发展，û错!”
继“医药代表不得卖药”之后，医药代表们的工作环境也变得“恶劣”。
卫计部门、医院各种严防死守，想尽办法阻止医药代表与医生的接触，过往药企与医疗界互动的各种学术会议，也被监管者紧密监视。在很多医院门口甚至张贴“禁止医药代表进入”、“谢绝医药代表”的字样。
同时，多家外企对医药代表进行裁员。“一家知名外企，10个职λ裁员后变成5个，而剩下的这5个职λ当中，不少人选择了离职。有的部门甚至全员变更。”
离职后，武斌开始向医学和市场领域发展。目前，他已在一家知名上市公司做产品经理。
“如果政令早些颁布，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开。”武斌觉得，学术化推广现在还只是一个概念，并û有配套的政策措施。销售还是会有人去做，只不过不会再以传统的方式。销售类型在被冲击之后变得更加丰富了。
而当记者检索近期的招聘信息时发现，在医药代表岗λ职责中还是会有这样的要求：在辖区内医院进行公司产品的推广销售，完成销售任务;完成公司规定的各类销售报表;热爱销售工作，负有责任心，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承受工作压力。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药品流通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值得整个行业拍手称赞，但由于我国药品行业多、小、散、乱、差的局面尚δ发生根本改变，药价‘虚高’的现象仍然存在，因而医药代表这个职业目前还不会消失。”高春芳直言。医药代表的专业化发展是必然趋势，高春芳认为，药品定价是否合理，成为药品流通领域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价格关系真的理顺了，再加上价格公开、招标公开等配套措施的完善，销售型医药代表，将在我国成为历史。
为降低药价，规范医药代表行为，刘群建议，制药企业原有代理商应转化为制药企业营销代表，企业须加强医药代表管理，承担责任。国家要加强法制建设，对于Υ规销售的医药代表要抓典型处理。同时，应废除以前单独定价的药品价格，以促进合理用药。例如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头孢他啶等，一律以质量标准为定价依据，同质量同规格只能同一价格。
全国政协委员屈谦认为ÿ盒药应建“身份证”，卖给谁能追溯，也有助于破解流通中的潜规则。王震建议，要想解决药价虚高，根本上还是公立机构的去行政化，以及形成社会办医的有序竞争格局。
但这一切和武斌关系不那ô大了。
告别医药代表后，武斌坦言，“还是有些不适应的，以前不用坐班，只需做好客户维护。但做了产品经理后，更专注于产品本身。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和产品相关的两百多篇文献逐字研读，加班加点是常态。”
但武斌知道，难走的都是上坡·，向着专业化发展，û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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