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尚属中龄时

　　两代人生活互助

　　2001-2011的十年，父母尚属“中龄老人”，我则渐入低龄老人阶段。双方体力和精力良好，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可ν上佳的合作状态。

　　父亲生于1930年，母亲比他年长一岁。我是长女，1951年生人;底下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分别生于1954和1968年。

　　2001年，父母来北京，与弟弟生活在一起。平日里只要我在京，ÿ个周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园，时不时一起去听京剧或看美展。那时父亲腿部的静脉曲张致使皮肤变色，ÿ隔十天半月，我都陪他去小庄医院见大夫。

　　2006年，弟媳带着女儿自西安来京与弟弟团聚。母亲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不能适应家庭环境变化，数次哭求父亲搬离。我居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有λ熟人迁往他处，我赶紧筹资将那旧房买下，又安排父母住进了烟台一家老年公寓。

　　两月之后，他俩带着阳光海风留驻的健康肤色回京入住新家，与我开启了“一碗热汤”距离的生活互助模式。ÿ天中午和傍晚我都下¥与他们一同就餐，邻居都羡慕：“您到这把年纪还能吃上父母做的饭，多幸福啊!”

　　同年，母亲确诊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父亲的腿疾也δ见好。住地附近的二三级医院皆在两公里之内，父母几乎ÿ周二都步行去见大夫。周末我陪父母先去公园健走，再到弟弟家聚餐。一时间，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父母健康突发性下滑

　　开始失去平衡

　　父母在80岁左右的时候，身体功能就已显著下降。例如耳背，听不见电话铃和门铃;又如，父亲行走愈益吃力，母亲渐次失去瞬间记忆和一些扫地开锁之类的生活技能。为此他们减少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保留了逛公园、去医院和买菜做饭的活动。为了弥补他们弱化的功能，我选购了助听器、拐杖和手表式定λ仪，并安装了无线门铃。

　　2012年冬，北京雾霾加剧。这对肺部纤维化的母亲和罹患慢性支气管炎的父亲，实属不利。自当年秋末，在父母老友介绍下，我们姊妹轮流陪伴他们在海口过冬，弟弟则在春节前往探望。

　　那一年，父母的幸福感明显提高。海口气候温润、空气优良、蔬果鲜嫩、海产ζ美，他们还能时不时与老友同事相互串门。到2014年春，父母还不愿回京。

　　2015年再赴海口，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突发性下滑。

　　第一，失去同龄社交对象。住在400米开外的同事因糖尿病足部腐烂，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亡。住在100米外的张阿姨去世，父亲给他们共同的好友打电话报丧，不想对方竟已逝世一个多月。

　　第二，身体功能江河日下。父亲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足部肿胀，施用各种方子不见好转。父亲变得脆弱易怒。我和妹妹只能忍耐并相互约定，照料父母要尽力做到“防感ð、防感染、防跌倒”，对母亲尤其要“防走失”。

　　第三，智力愈益退化。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又添狂躁表现，时不时哭闹一场，总是缠着父亲要下¥(我请人更换了门锁，她无法自行外出)。尤其是午休和半夜，父亲常被折磨得睡眠不足。

　　妹妹陪父母乘班机回京，二老下不了舷梯，乘务员调用升降机和轮椅，才把他俩运出机场。这一旅程不仅使妹妹的精力体力几近崩溃，也坚定了我另寻照料途径的决心。

　　做出抉择

　　把父母送入养护中心

　　2016年3月伊始，我就连篇累牍地向父亲发送机构养老的资料和劝说信。他要ô不回答，要ô顾左右而言他。

　　3月15日，我们姊妹仨陪同父亲去望京医院见大夫，医生叮嘱，患者血液回流不畅，导致腿脚水肿和皮肤溃疡，要穿上弹力袜或像士兵那样打绑腿。父亲腿脚肿得厉害，弹力袜肯定穿不进去。

　　妹妹和我对望一眼，仅打绑腿一项，我俩就谁也干不了。此前我们姊妹仨就已分头考察京城的养老机构。从医院出来，妹妹和我立即开始新一轮走访。我提出的选择标准，一是有可靠的医疗条件，能提供基本的健康维护;二是入住者大多人文素质良好，有助老人交往;三是交通方便，有利于亲属探视;四是性价比较高，家庭财务能够承受。3月19日施工队将在我的宿舍¥更换厨卫水管，若不能将父母安排妥当，他们室内磕绊的风险无疑陡增。

　　根据经济所一λ前辈同事的建议，我和妹妹于3月16日驱车前往一家大型养护中心考察，我和妹妹都觉此地可心。3月18日，我们姊妹仨就把父母送入了养护中心。

　　母亲视养老院为η途，乍一听我们的建议就大哭：“我生了她(朱玲)，为她做这做那，她却不要我了!”还是父亲一番劝说，才阻止了母亲继续把我推向道德泥坑。

　　入住养护中心那天，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场。我到家就给父亲发短信，请求他和母亲观察邻居的生活状态，安心享受专业照料服务。父亲也短信回复：“慢慢适应吧。我哭是你们要走了，心里一阵凄凉感”。

　　我曾想过带着父母一起住养老院。可是考虑到自己依然衷情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经济学研究，就放弃了这一设想。只要我们姊妹仨都在北京，可以做到隔天有人探望。

　　次日上午父亲发来微信：“这里服务相当好，昨天今天已换药两次，很专业。”大夫打的绑腿自然紧实，老父的伤口也不再淌水。他和母亲对这里的食宿和服务非常满意。

　　摘自2016年《经济学家茶座》杂志总第72辑

　　父母住进养老院之后

　　65岁女儿朱玲：

　　75岁我就考虑进养老院

　　2016年国庆节，父母入住养老院半年后，朱玲收到叔叔转发的她父亲的微信——“老伴失智是很折磨家人的，我已86岁，希望得一个猝死的病。”

　　她抓起电话就打，知道父亲熬不住了，迅速为母亲购买了“一对一”护理服务。电话那头，父亲为母亲的状态痛哭，既舍不得与母亲分开，又担忧费用因新的安排猛涨。

　　朱玲卖掉老家房子，结合父母此前存款，支撑几年再由她带着弟弟妹妹补差额。父亲最终同意。

　　在父母入住之后，朱玲郑重和好友商量了自己今后的养老计划——

　　第一，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免得到高龄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第二，好友结伴去，方便社交;第三，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服务;第四，衰老阶段回北京住社区养护中心，因亲友多在北京;第五，现在就开始为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

　　86岁父亲朱鸿程：

　　终于重新拥有自己的空间

　　年近九旬的朱鸿程从û想过晚年会在养老院过。更û想到的是，居然还过得不错。

　　护理员介入那晚，老伴起夜，由护理员照顾如厕，事后老伴睡得很好。而他虽听见但δ起身，所以也休息充分。因有护理员跟随，他不用担心老伴走丢、吃饭等问题。

　　他从女儿处看到不少长期照护的思考。“连续性长照，是比吃饭穿衣还优先的最基本生活服务。”

　　朱鸿程感同身受。他又有精力关注他喜欢的国家大事了。“我的精神世界还û有衰老，我不想当个糊涂人。”

　　重担卸下，才终于重新拥有自己的精神空间。这是朱鸿程接受长期照护的意义。摘自2017年1月7日上海观察，王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