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大夫
女儿没了,来了急救还是要继续
一切发生在医院上班之前。
七点,袁大夫送女儿上校车。再回家来不及,不如就直接到单位吧,他就信步往医院走。
七点十五,校车在不远处的路口被撞翻,一片哀号、哭喊、血肉模糊。最近的医院,除了中医院就是我们医院。
七点半,袁大夫从医 院食堂出来,“120”正呼啸着开进大门。同事们一看到担架上的女孩,就惊叫起来:“是袁大夫的姑娘。快快快。”推进急救室,上机器,心电图已经是一道直线了。
是谁发了疯一样去喊袁大夫,袁大夫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冲进急诊室,一边喊女儿的名字一边狂乱地给她做心肺复苏,做一下喊一声,再做一下再喊一声,女孩没有反应,机器也没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护士们拦下袁大夫:“没用了。”他呆呆地停住,直起身,后退几步,一转脸:旁边还有正在呻吟挣扎的受伤小孩。急诊室的大夫不够用,主任正在挨家挨户打电话。
他一声不吭地走回办公室,机械地换白大褂、洗手、戴手套,再走出来,开始抢救其他的伤员。是的,袁大夫本来就是外科医生。
他数脉搏、清理创面、开医嘱,像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声音听起来很累,打不起精神来。
到八点,其他的医生陆陆续续来了,换下袁大夫:“你,休息一下吧。”
他失魂落魄地站了一会儿,满是血污的双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他走到走廊上,突然间,他往地上一坐,放声大哭:“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呀。”
他的女儿已经十五岁了,正准备中考。
同事都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知道后,第一个念头是幸亏我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但即使没小孩,我还有别的亲人……或者说,每个伤者、病者、死者,都是某个人的儿女、爱人、最亲密的人。
可是医院,本来就是一个生离死别的、让人恐怖的场所。
因为是助产士
15岁不到80斤的她,害怕也得“扛”
1976年,她15岁,初中毕业了。为了让她有份工作,父亲提前退休,她顶职进医院。那时,当护士不一定要从护校毕业,还有学徒出身。
她进了妇产科,从助产士干起。15岁,自己还是个孩子,从没生过病,也没抱过孩子,突然面对血淋淋、赤裸裸的身体,巨大的肚子,痛苦的呻吟,学着老助产士安慰产妇:“不着急,宫口才开两指。”或鼓励:“用力,用力,马上就要生了,已经看见头了。”待孩子出来,朝脚心啪啪打两下,孩子哇地哭出来,她举着血呼呼的孩子给产妇:“看,是女孩还是男孩?”
我认识她是20多年后,那时她已经带出几代助产士,和我要好的护士是她徒弟,叫她彭师傅,我也跟着喊她彭师傅。
有一天,彭师傅来找我看病,血压高,我劝她先控制饮食,运动减肥。她冲我摆手,全身两百多斤肉跟着颤抖:“你莫劝我,我告诉你,我刚到医院时才80斤不到,老师嫌我太瘦,没有力气。我这个人就是硬气,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做给你看看,硬是长到了100斤。蛮好吧?没想到生了孩子,体重就下不去了,别个都说我师傅(她喊爱人叫师傅)会嫌弃我,我说,嫌弃什么,当年他是穷秀才我都没嫌弃他!肥就不减了,你直接给我开药吃。”
我吃一惊,无法想象她年轻时不到80斤的模样。问她怎么习惯助产士工作,毕竟跟一般护士学打针发药有太大区别,她又小,自己还没生孩子。
她横我一眼:“扛啊。第一次我还不是吓得直发抖,那孕妇叫得跟杀猪似的,我转身准备跑。我老师硬抓着我的手要我接毛毛(刚分娩的宝宝),又怕我把毛毛掉地上,就兜着我的手。我就咬牙,心想,别个能干我未必不能干。不就干了这么多年?”她说得自己乐了,哈哈笑,一挥手,抹去笑出的一滴泪。
今年,她55岁,做40年助产士后,光荣退休。
因为是医生
有意保护病人,却背上医闹黑锅
知道他在哪家医院上班,是因一起医疗事件。
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前夕我远赴他乡找工作,待我铩羽而归,学校早就人去楼空,同学们已各奔前程。那时通信方式不发达,只有几个至交还联系。他属于脸熟但来往甚少的那一类,断了就断了,只记得是个老实人。
再见到他是在电视上,我正在家里做卫生,突然听见有个声音耳熟,瞟一眼电视,立刻认出他来:隔了20多年,他一点没变,还是一副老实人模样,讲话时双手握得紧紧的。是个采访,我把声音调大些,正听到他在说:“就拆了。”猛地想起某地闹得沸沸扬扬的“拆线事件”,难道是他?专门找出眼镜来,我凑近了看电视上的字幕,果然是。
我愣住了,有些难过:那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明明已经把病人伤口缝合了,却因为人家带的钱不够,硬把缝好的线再拆下来。又隐隐想不通,觉得奇怪:第一,有钱没钱,是缴费处的事,当事医生怎么会知道;第二,缝合本身要花好多时间精力,拆下来又是一趟。即使已经白辛苦了,何必再辛苦一趟?拆了就能把损失夺回来吗?不理解。
连忙给几个同学朋友打电话,大家都诧异,觉得这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或者“蔫人出豹子”。想跟他联系,但这种时候找到他,不是给人伤口上撒盐吗?
转眼也好几年了,前不久,朋友拉我参加一个会议,正好碰上和他同医院的一位医生,我还记得这件事,便问起:“他是我同学,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老实人……”
那位医生一拍桌子,“嘿”了一声,说:“他就是太老实。那个病人连肌腱都切断了,缝合了好几层,结果一看收费1800元就急了,耍赖非要他拆几线,说少几线就少点儿钱。他肯定不干哪,病人就说:你不拆我自己来。就去抢刀子抢剪子的。怎么能让病人拆?拆坏了怎么办?他就把最表面的一层拆开,意思是安抚一下病人。结果病人转头就找报社曝光,倒霉了吧。”
我说:“那医院怎么办?”“现在谁不怕医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最后那个病人又跑到别家医院,把表面那层缝上了,还感激得不得了, 800块。也不想想,我们给他缝了10层,那家只缝了一层,而且清创、消毒……做了多少工作。”
我说:“这件事影响这么不好,你们怎么不说呢?”他苦笑:“风口浪尖的,谁听你说?老百姓恨不得把医院都当作骗钱的。”我无言以对。
我跟这位医生要到了我同学的电话,我觉得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向他问声好。摘自《病人看病 医生看人》,爱玛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