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是一年中秋到，家家父母盼团圆，可是儿女们似乎没那么热情高涨，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去吃顿饭，然后想着趁假期好好休息一下，却忘了父母老了更需要子女的陪伴。你是否还曾记得他们当初爱你疼你的模样?是否还记得回报给他们一些爱呢?

　　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在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中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摘自《目送》，龙应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对谁都别对父母缩手

　　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10元钱呢?当然是小气、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可是，更重要的是些什么呢?至今我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对他人在任何方面缩手退步，而绝不能在自己的父母面前退步缩手。

　　1982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父亲。

　　在最初的半个月，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轻了。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最感安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子。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孝敬父亲于床头的两周。

　　一次，我去送晚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他们时，他俩正在寒风中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许多欢乐和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果然轻了。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痊愈，看完电影回来之后，他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的野外看了一场电影。

　　然而，三天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酷寒剧增，父亲不吃药、不打针就不能呼吸，而打针、输液后，呼吸更加困难，终于到了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于是医生就催我们父子尽快出院，害怕父亲在病床上停止呼吸。

　　回到家，农村正流行用16毫米的电影机到各家放电影的习俗，每放一场10元钱。电影是当年热遍天下的《少林寺》。我们一家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看得出来，父亲也渴望这样。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母亲又说：“算了吧，有这10块钱，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多活一天。”我们兄弟姐妹面面相觑，只好目送着那个放映员走出我家大门。这件事情，成为我对父亲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

　　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10元钱呢?当然是小气、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可是，更重要的是些什么呢?是不是从小就没有养成那种对父亲的体贴和孝敬?是不是在三岁，五岁，或十几岁时，父亲倘若从田里收工回来，给我捎一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红枣，或别的什么野果，我都会蹲在某个角落，独吞下肚，而不知道让父亲也吃上一颗、两颗呢?

　　我想是的。至今我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对他人在任何方面缩手退步，而绝不能在自己的父母面前退步缩手。

　　摘自《人生从60岁开始》，阎连科著，《老年博览》杂志主编，东方出版社

　　其实爸爸很爱我

　　相对人生的短暂和无常，世间唯一能够永恒不变的，恐怕只有一种东西：爱。每个人都承上连接着自己的祖辈，对下启发着未来的儿孙，尽管上下两端注定无缘相见，然而，就像一场无声的接力，一代又一代——得以传递的，正是爱。

　　从中学到大学，我对自认为能理解我的朋友说过很多次，我爸爸不爱我。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我说的是真的。他们全都像笑话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似的说我，“净瞎说，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爸爸!”

　　终于等到了我上大学的日子，我可以离开这个让我觉得心烦的家，离开这个时常愤怒如暴君般的爸爸。我执意要一个人坐火车去报到，没想到反对的不仅是妈妈，爸爸也强烈反对。爸爸的理由是：我一个人走，妈妈肯定不放心;妈妈一个人去送我，他也不放心。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和妈妈一起送我到大学报到。安顿好一切，爸爸妈妈要踏上归途了，我送他们到火车站。检票那一刻，看着爸爸妈妈随着人群移动的背影，我竟然有种想哭的冲动。我很惊讶自己的变化：不是早就盼望离开爸爸妈妈的这一天吗?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我为什么并非满身轻松，却突然涌上那么多的留恋与不舍?

　　从那时起，寒来暑往，从异乡的七年大学生活，到大学毕业后又到另一个异乡工作、成家，我和爸爸妈妈的联系，更多的只能是依赖于那根电话线，见面只有一年中不多的假期。而每个假期我回到家乡，火车站出站口一定站着踮起脚尖张望的妈妈，走出站口拥挤的人群之后，几米之外，也一定站着笃定地等待着的爸爸，永远那么慢悠悠面带微笑地看着我和妈妈走向他。现在想来，从上大学开始，直到工作、结婚，每一次我离开家乡，爸爸都同妈妈一起去送我，从无例外。

　　慢慢地，我发现爸爸变了，他几乎不冲我发脾气了，偶尔也对我大学里的生活透露出一种关心。我们的关系突然从之前的“对立”、“紧张”变得前所未有的“好”。这几乎让我受宠若惊。

　　命运常常以一种突如其来的姿态，强势介入一个人的生活——好好的爸爸，突然病了。爸爸得了脑血栓，住院了，虽然病情暂时控制住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左侧的手脚不是很利落。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妹妹想尽了办法，带爸爸去了北京最好的脑外科医院，做了全部检查。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进展型脑血栓，病情是不可逆的。尽管脑细胞会有一定程度的再生修复，人的神智会因此有一些恢复，但无法根本治愈。”“控制病情的最好方法就是严格控制血压、血脂。”

　　在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看不到继续好转希望的妈妈决定带爸爸回老家慢慢静养。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爸爸就这样离我远去了。以前那个——无论是暴躁得对我发脾气的，还是和我相安无事的爸爸——那个身体和心智都健康的爸爸，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日子一天一天走过，看似悠闲，却一刻不曾停留。春天走了，夏天到来，秋天过后，又是冬天。爸爸和我们在这短暂的一年中走过了四季……然而，在下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无论如何，我是再也不可能找到爸爸了。多想再听爸爸说：“雨小了，咱们回家吧。”

　　图片和文字摘自《爸爸其实很爱我》小茹著，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