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卫生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并双向签字，而且该协议书还将纳入病案管理，有人称这是走形式。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在解决体制机制等根本性问题的同时，采取一些有效手段综合治理红包，是有必要的。
　　邓海华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有些根本性问题积重难返，没有源于顶层的体制性改变的话，就无法根治——但在体制问题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苛刻“根治”是不现实的，这种苛刻的洁癖只能将很多问题推向“无解”，让人无所作为。一些问题，虽然无法根治，但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致力于治标的。当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了，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危害，也是好政策。从“签字不收红包”中能看到卫生部门的努力。
　　不过，这样的规定即使有一定的作用，可微乎其微的作用，也只能是聊胜于无。这样的签字，好像是一个仪式，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医务人员强化自身的职业修养。签字虽然没有法律效力，却有道德和行业约束力。
　　然而，这样的道德约束力，只对那些有职业道德感和荣辱感的人，才有效果。如果一个医生金钱的诱惑永远高于道德的自省，这样的签字形同虚设，反而给收红包蒙上了一层遮羞布。
　　寄望于患者监督，是行不通的。医患不平等，信息不对称，权利不对等，心理和专业上依赖医生、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是无能无力也无渠道监督医生的。红包正滋生于这种不平等——作为弱者的患者，需要通过红包求得心安，医生则将那种专业和信息上的优势，兑现为实实在在的红包。
　　这种不平等下，很多红包都是患者“主动”送的，求医生接受。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几年前我在某医院做胆囊切除手术时，就听说过手术要送红包的潜规则，家人便去给主任送。主任不敢收，推脱了一下，后来以“手术点名费”的名义收了。很多朋友都有同感，送了红包才有安全感。患者是最大受害者，可潜规则压力下，又不得不送红包。此种格局下，患者如何监督呢?
　　签字只是一个聊胜于无的形式，重要的是，行政部门要加大监管，使签字在道德压力外，还产生一种“违规必受严惩”的规则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