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精神病，搅乱的不是一个人的神经，而是整个社会的安宁。2011年全国两会，“精神疾病”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广受关注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再次遭遇难产，代表委员们有关精神疾病防治和管理的提案议案未曾间断。政府、法律、专家，一起将公众的视角带向了我国严峻的精神疾病管理领域。15%的精神疾病发病率，1600万的重度精神病人该如何管、如何治，还是政府和社会的一件闹心事。
　　阅读提要:北京海淀一社区，两位精神病人，一位每天拿着一把剪刀，看见树长嫩芽了，咔嚓一下，上去就剪。另一位，看见楼下小区舞蹈队的人跳舞就烦躁，不是拿矿泉水瓶往下砸，就是跑去居委会闹。
　　北京奥运会那会儿，北京昌平华一医院精神病区，因为病人来得太多，只能是一个床位两个人住。
　　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15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15%，而就诊和接受治疗的不到20%。
　　记者手记:精神疾病，我们并不了解
　　这是一次沉重的采访。
　　探访精神病院，了解医院的困难;采访社区居民，倾听公众的需求;调查蒙冤病案，思考病人的权利……越接近看清精神疾病防治和管理的乱象，心情就越发沉重。
　　采访中，刘阿姨说，尽管担心小区精神病人伤人，但她并不建议将其送至精神病院，因为“那不是什么好地方，也没听说过从精神病院出来的”。
　　采访中，一位综合媒体的同行向我了解精神疾病专家的信息，把精神病医生理解成了“神经病医生，专治疯子的”。
　　采访中，搜寻医院精神科和精神病医院时，我还意外遭遇了“关键词危机”，因为很多此类机构已经易名，改称“心理卫生中心”或者是“脑科医院”，原因是“怕病人看见精神病三个字就不敢来了”。
　　采访中，我也曾以为，精神病院都是暗无天日、铁窗加铁链的黑房子，走进华一医院精神病区我才知道，除一些细节外，这里和普通的医院没多大区别，明窗净地、空气通透，大部分控制良好的病人都能在病区内自由活动。
　　一次采访，颠覆了我对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
　　正如精神医学专家刘协和所言，乱象背后，病根不仅在于政府的长期忽视，更源于社会的歧视，这种忽视和歧视，更多的是因为对于精神病，我们并不了解。
　　生病才要去医院，也应该去医院，没病不用去医院。
　　但记者调查发现，中国大陆精神疾病患者却呈现出了“该进医院的没有进，该出院的没有出院，不该送去医院的却被送去”的三大怪现状。
　　一怪:该进未进，精神病人没人管
　　刘阿姨家住北京海淀某社区，总共才1000多户人家的小区，就出了三个精神异常的人。
　　其中一个，每天拿着一把剪刀，看见树长嫩芽了，咔嚓一下，上去就剪。另一个，看见楼下小区舞蹈队的人跳舞就烦躁，不是拿矿泉水瓶往下砸，就是跑去居委会闹，有一回，直接把一盆水泼在了居委会办公桌上。
　　还有一个，更让刘阿姨觉得危险。30多岁，就住在她家楼下一层，突然有一天，拿着刀子就出来了，对着门卫的办公桌就是一通猛砍，吓得门卫赶紧跑。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刘阿姨家楼下大门也不得不暂停门禁，一拉就开，就是为了方便大伙遇到类似紧急情况能够及时逃跑。
　　刘阿姨很苦恼：“这些人，家里没人管、社区也不管，伤着人了怎么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关注精神障碍与犯罪问题的专家刘白驹教授也在为这事操心，从2003年开始，连续9年，几乎每次开两会，他都会递交一份关于精神卫生法或者完善相关法律的提案，其中之一，就是呼吁政府关注这一类有危险性的精神疾病患者。
　　“国家现行法律对已经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如何管理有基本的规定。例如根据刑法，对有严重危害行为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实施强制医疗，即刑事性强制住院治疗。而对有种种迹象表明将要发生危害行为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却没有实施强制住院治疗的法律规定。”刘白驹认为，这是精神疾病管理的漏洞，应在精神卫生法中解决，也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
　　刘白驹介绍说，还有另一种现象，许多贫困家庭由于支付不起住院治疗的费用，为避免罹患精神病的亲人有危害行为，不得不将他们用铁链拴在家里，或者关进笼中，境遇十分悲惨。也有一些精神病人流落街头，遭人欺凌、侵害。这在西方国家精神病人管理历史里，“是19世纪以前出现的画面。”如今，已是200多年后的21世纪。
　　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约40万人。15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15%，而就诊和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不到20%。也就是说，超过八成精神疾病患者理应去医院却没去。
　　二怪:该出不出，一张病床两个人住
　　真把这八成精神病患者送去医院，医院恐怕还装不下。
　　卫生部数据显示，2006年底，我国平均每万人拥有精神科病床的数量仅有1.12张，每10万人仅有精神科医师1.46名、护士2.25名，而全球的这一数据分别是4.36张、4.15名和12.9名，也就是说，我国精神科医疗资源的供求现状连国际标准的一半都达不到。
　　“我们医院精神病区，在北京奥运会那会儿，因为病人来得多，只能一张床位两个人住。”北京市昌平区华一医院院长王振全告诉记者，和其他二级医院相比，华一医院精神病区一千多张床位的“吞吐量”已经相当惊人了，但依然面临病人太多、医护人员人手不够的窘迫境况。
　　王院长认为，应该出院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出院，是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之一。
　　以华一医院为例，该院收治的绝大多数病人来自民政部门社会流浪人员救助中心。按规定，凡是入院的这类病人，问清楚了患者姓名和地址，经治疗，过了发病期和急性期的，就可以送还救助中心，由救助中心转送回家。但王院长无奈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医院总共有400多名病人，救助中心常驻医院工作人员和医生连他姓甚名啥都问不出来，也就没法让他们出院了”。
　　王院长告诉记者：按规定，民政部门送来的病人，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但国家财政补助标准离诊疗规范所需要的标准差太远了。相差的费用，全得医院自己承担，医院已经难以维系了。
　　这样的境况，显然是上任三年就把医院日均门诊量提高了4倍的院长难以接受的。无奈之下，寻找廉价药、自建豆腐作坊应对食品涨价、减少医护人员待遇等招数都被王院长用上了。前两种，还管用，最后一个法子，换来的却是医护人员的严重流失。“去年刚召来的11个毕业生，现在就只剩1个了。”王院长说，他已经几次向向市里反映，相关部门也到医院做了调研，称正在协商，近期有望得到解决。
　　同样的无奈，北京回龙观医院也有。该院医生曾向媒体坦言：该院应该出院而不出院的病人比例“能占百分之二三十”，因为没有家属接其出院。
　　三怪:不该进却“被进”，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
　　更受关注的是第三怪——不该送去精神病院的却被送去了。
　　2003年，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因帮邻居打官司，被镇政府人员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六年。
　　2006年，因为家庭纠纷，广州女子邹宜均被家人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非自愿治疗。
　　2010年，湖北男子彭宝泉因拍摄上访过程，被有关部门强行送至精神病院。
　　……
　　由“邹宜均案”代理律师黄雪涛主笔完成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这样总结我国精神疾病管理的这一现状：大量无病或无需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黄雪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是精神病人，都可能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
　　治疗乱相需三管齐下
        如何管好、治好精神病人管理的这三大怪，刘白驹开了一剂“药方”，由三味药配伍而成：
　　第一味药：要建立完善的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国家加大精神卫生事业的投入，保证让该住院的病人能住院，住了院的得到妥善治疗护理，该出院的病人能出院，出了院的病人能得到社区、家庭等单位的照护。
　　第二味药：建立保安性强制住院治疗制度，通过法定程序，把将要发生危害行为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送进医院治疗。
　　第三味药：改变目前实行的由家庭(或者单位)、医疗机构两方面就能将人强送进医院的做法，建立起有医疗机构、家庭(或者单位)和当事人之外的中立方可以监督、干预的现代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制度，从而尽可能避免把不该送去医院的病人和精神正常者强送进去。
　　药引子：刘白驹认为，尽快出台符合现代精神卫生理念和原则的《精神卫生法》，是最好的药引子。不仅能保护精神病人，而且能保护所有人。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颁布了《精神卫生法》。中国大陆精神卫生法的起草始于1985年。然而，26年过去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法制办相关人员透露的信息依然是：此法草案正在汇总各部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