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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肾癌抗争的日子

2012-12-13 来源:健康时报

编者按: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抗战时由于充当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被定为战犯,后被特赦,1967年在北京逝世。本期推荐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新书《我的丈夫溥仪》,回顾这位末代皇帝受肾癌困扰的经历,了解相关疾病的防治知识。

肾癌先兆:溺血

溥仪下江南,上西北,两次在外地参观访问了三个来月,能吃能睡,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当时我真羡慕他,如果有他那样的好身体,就不至于常常“掉队”了。不料,溥仪的健康竟是徒有其表。

我清楚地记得,从西北和中原参观归来,政协领导讲:大家很疲劳,都要在家休息几天。可溥仪不听话,第二天一早就张罗要上植物园去,他说:“这么长时间没回那个家了,我要去一趟,劳动三天再回来。”我本想拦他一下,又找不出理由,也就随他去了。不料第二天他却回来了,我正感到奇怪呢,他开口说:“我又溺血了。”

“溺血”作为使溥仪致命的肾癌的先兆,早在1962年5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才新婚两个星期,哪里想到,罪恶的病魔竟伴着我们刚刚开始的幸福,潜入溥仪的身体。现在想来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并未因溺血而引起重视,丧失了早期诊断并根治的机会。

溥仪发现溺血现象后,曾到人民医院诊治,但未能确诊,只是注射维生素K止血。溥仪笃信中医,经常找海军医院张荣增老大夫诊察,张大夫按“膀胱热”开了三服中药,果然止了血。在中医施治期间,也曾多次到人民医院就诊,均未能早期发现癌细胞。此后的两年里,溥仪虽然也常患感冒,发烧,不断就医服药,但很快就能好转,从身体外观看,一直是挺健康的,精神也好。然而,“溺血”现象自1964年7月以来又时有发生,有时连续几天,有时半月乃至一月,但没有痛感,体温也正常。

9月初再度溺血那天,我陪溥仪到人民医院检查,经大夫诊断,结论为“前列腺炎”,仅注射维生素K止血,对病情的严重性未予足够认识,这样又拖了两个多月,溺血更加严重,终于在11月份住进人民医院。

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而得知了溥仪的病情。1964年11月里的一天,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光景,一辆红旗轿车开到我家门口停住了。从车上走下一位身穿中山服的男同志,进院后很礼貌地向我说明了来意,原来是总理邀请溥仪参加宴会,陪同会见某国贵宾。往次这种活动都是预先通过政协送来请柬,这次是总理临时决定,就直接派车到家来了。我遗憾地告诉来人说:“他溺血住医院了。”

“住在哪个医院?”他问。

“人民医院。”我答。

“几天了?”

“十多天了。”

“现在病情怎样?”

“继续溺血。”

那辆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走了。当天晚上总理就打电话要求医院密切注意溥仪的病情发展,组织专家全面会诊。

第二天,以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为主,还有其他几位外科、肿瘤科专家参加,给溥仪会诊,先后做了膀胱镜检查、前列腺组织穿刺、精液检查和肾脏造影,仍未见异常。但是,吴大夫这时已感到有问题,一面采取措施止血,一面继续观察。二十天以后溺血停止,溥仪出院,并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65年2月5日,溥仪因溺血又趋严重而再一次住进人民医院。在3月6日的膀胱镜检查中,终于发现了长在膀胱内的两个小瘤子,一如黄豆粒大,一如小桑椹大,而且怀疑是恶性的,病历上的诊断为“膀胱乳头瘤,前列腺肥大”。其后又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转到协和医院高干病房,由泌尿科专家吴德成任主治医生负责治疗,肿瘤科专家吴恒兴及几位外科专家也参与其事,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精心治疗。遗憾的是,已经误诊三年,失去了最宝贵的早期诊治的最佳时期。1965年6月,溥仪在协和医院做了左肾切除手术。

■绝症缠身:继发右肾癌

在内乱的日子里,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溥仪,使他幸免于浊流的吞噬,然而,总理却无法阻止病魔对他的袭击。

切除左肾后,术后傅仪病情一度稳定,同年12月,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对溥仪进行膀胱镜和肾脏造影等全面检查,发现他唯一的右肾内又有了可疑的阴影。继而又因盲肠剧痛而在12月20日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溥仪还处于昏迷状态,口里不断吐出黑紫色的沫子。由于尿毒症并发,已有几天无尿了,病情更为恶化。头晕、恶心、腹痛、一阵阵咳嗽,特别是大、小便不能通畅,使溥仪纠缠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后来吴德成大夫决定导尿,情况好转。中医研究院蒲辅周老先生开的几服中药也逐渐发挥作用,溥仪终于能够通畅地排尿了。

当由于盲肠炎引起的病变平复以后,协和医院又确定服药和烤电兼用,治疗右肾阴影,从此我定期护送溥仪到日坛医院接受钴602放射治疗。考虑到放射过量可能引发白血球下降,则采取间歇方式,其间还尊重溥仪的愿望,也请著名中医蒲辅周、王赫焉诊治处方,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很不错,到1966年4月复查时,尿检已无癌细胞,说明病情被控制住了,然而这时的诊断也已十分明确:右肾癌!右肾,这是溥仪唯一的肾脏啊!

这以后溥仪坚持中医治疗,长治慢养,病情稳定达半年之久,却不幸在“红色恐怖”中被破坏了。先在1966年9月中旬,即接到长春造反者来信以后,就出现了血压不稳的症状,继于10月26日验尿时再度发现癌细胞。不久,溥仪又发生严重的贫血症状,无情的凄风苦雨再来席卷丈夫那所剩无几的健康了。(摘自《我的丈夫溥仪》王庆祥著,李淑贤忆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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