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说“关键看气质”，我说“重点看牙齿”。牙齿长得不整齐，口腔卫生不到位，牙齿上残留烟斑、茶斑，早上吃的韭菜还在牙齿上贴着……再有气质也是白搭。保持口腔清洁，是一个人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的重要表现，很多人都不够重视。全中国人民都拥有一口洁白的牙齿，也是健康中国的重要表现。

“目前最突出的口腔问题是大家不重视”，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院长周学东说到。口腔、牙病是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牙病张口就能看得见问题，不像其它疾病需要CT检查。当牙病到了要治疗的时候，就是因为早期被忽略了。国外有的公民一年会做两次口腔保健，就是实现了早期发现。但是我们国人大多认为不疼痛就没病，这是错误的。

唾液里含有大量的磷酸钙，口腔里也有很多细菌，食物的残渣，脱落的上皮组织……这些会自然而然地沉积在牙齿表面，形成牙结石。牙结石很容易引起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脱落。牙结石本身很坚硬，单纯刷牙是刷不掉的，需要医生通过器械进行清除。因此，建议大家每年都应该做一下口腔的保健，去除牙结石。

牙病不仅仅是牙齿问题，它和全身都有关系。龋齿就是一种慢性病，大量的细菌和食物残渣长期存在在口腔里，这些细菌和它的代谢产物通过循环系统会进入全身。同时，身体上一些其它部位的疾病首先会体现在牙齿、口腔上。比如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表现之一就是牙龈出血；艾滋病的表现之一就是口腔溃疡；糖尿病患者也可能出现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脱落的情况；有的牙痛其实是心脏病引起的……

特别提醒，在怀孕的时候，全身的内分泌系统会重新调整，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得牙病的，治疗起来非常麻烦。备孕女性一定要到牙科医院做口腔保健。(健康时报记者 吴茜茜)

当前的医疗也进入了一个怪圈，医院越来越大，床位越来越多，医生越来越累，但病人依然有增无减。时代的发展和疾病谱的改变，让医生行医方式也应随之有所改变。不单是坐堂行医，等人得病，还应该关注慢病防控，做好健康教育主力军，主动宣教。但以往我们多采用医务人员的讲座，发送科普宣传材料等方式，这种传统的健康教育存在很多局限。就有如单方面泼水，往往有去无回。效果根本不理想。

（健康时报记者 井超）当前的医疗也进入了一个怪圈，医院越来越大，床位越来越多，医生越来越累，但病人依然有增无减。全国政协委员范利提到如上现状，颇为无奈。作为老年病学临床专家，范利感叹，还是国人健康教育太少了，应当做好让老百姓看得懂、学得会、互动性强的健康教育。

范利举例说，时代的发展和疾病谱的改变，让医生行医方式也应随之有所改变。不单是坐堂行医，等人得病，还应该关注慢病防控，做好健康教育主力军，主动宣教。但以往我们多采用医务人员的讲座，发送科普宣传材料等方式，这种传统的健康教育存在很多局限。“就有如单方面泼水，往往有去无回。效果根本不理想。”

强化认知和接受效果的健康教育，更侧重互动性。范利认为，手机平台的兴起，让人们更乐于参与如同微信一样的互动式健康教育平台。比如，接受健康知识的同时可以在线咨询，随时寻求答案。健康教育的形式和教材也应明显区别于当前的文字说教，更多的表现为参与式的互动视频，图片，甚至3D图像，便于人们理解,记忆和实施。通过健康教育，普及健康自我管理的全民意识，进一步可以建立健康风险评估自测平台。

除了健康教育，对当前的慢病管理，范利也认为应当改变医院前不防，后不管，得了疾病救治晚的状态。社区要成为健康康复管理基地，形成无病院前预防、有病院中救治、康复-院后监管，三位一体的连续动态全程健康管理体系，把碎片式的医疗模式转变为覆盖生命全程的系统化医疗保健体系。将生活方式治疗融入医生的职业行为和行动，纳入医疗服务项目与医保支付范围。当然，这需要政府及主管部门首先做好顶层设计;形成多部门合作的联动机制;加强慢性病的筛查工作，同时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医疗责任。

医改最伟大的突破就是使13亿人获得了医疗保障，但是13亿人的广覆盖就只能是低水平的，医改设计时，要求强化基层建设，保证基本医疗。中国的医改必须重心下沉，循序渐进，找出符合中国发展的一条道路。

近年来，医改最伟大的突破就是使13亿人获得了医疗保障，但是医疗费用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赵平谈道，目前医改实现了广覆盖，但是13亿人的广覆盖就只能是低水平的，医改设计时，强化基层建设，保证基本医疗。然而每个医疗环节的人员都想将自己的岗位做好，也使得医疗费用越来越高。

美国只有3亿人，而却用18%的GDP来支持医疗，而中国只用了不到6%的GDP，要解决四倍数量的美国人的医疗问题，有多大成功的可能？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可能是英国的医疗制度吧，全民免费医疗，然而带来的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在英国，预约一个医生需要两个月。赵平认为中国的医改必须重心下沉，循序渐进，找出符合中国发展的一条道路。

目前医改的低水平保障，也就使得因病致贫与因病返贫成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有些重大的疾病花费是十分巨大的。比如说恶性肿瘤，目前恶性肿瘤的靶向治疗在临床中的效果是不错的，所以很多人就把靶向药物就当做救命药，但是其高昂的费用却让人望而却步。比如治疗乳腺癌的靶向药物，一个病人如果使用一年的靶向药物，可能需要四五十万的费用。这个数字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意味着可能要花掉工薪阶层绝大部分的积蓄，还可能去借债治病，如果放弃了使用靶向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放弃了生命。

赵平介绍中国癌症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接受药厂的药品捐助，将药品援助给低收入人群的患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的经济压力。比如四五十万的费用，通过药品援助可以减少三十万左右的费用，所以使得项目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健康时报记者 王月明）

目前医养结合面临三个困境，包括人口数量大，经济条件弱，完整的养老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在传统观念中，一直都是养儿防老，是家庭养老为主，但目前由于家庭养老支持系统逐渐削弱，还是需要社会的养老支持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李立明认为，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医改的文件，在政策上和制度上对医改的深化和实现医改的难点进行了政策上的保证、在公立医院的改革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面临的医疗方面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比如“银色浪潮”的到来，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解决养老问题，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促进医养结合的发展是个挑战。

目前医养结合面临三个困境，包括人口数量大，经济条件弱，完整的养老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在传统观念中，一直都是养儿防老，是家庭养老为主，但目前由于家庭养老支持系统逐渐削弱，还是需要社会的养老支持系统。

老年人群有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需求，医养结合服务的提供必须考虑到不同老年人群的健康养老需求。

建议针对不同养老模式、不同老年人健康和自理能力状况、不同家庭经济水平，探索和建立多种类型的医养结合模式。比如机构养老，可以将城市地区过剩的公立医疗资源转型为老年护理院。针对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可以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嵌入医疗卫生服务。

养老问题不只是经济条件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健康问题，老年人的心理问题要比生理问题更加严重，比如退休、身边亲友去世等等，对于老年人打击都很大。所以，老年人的首要保健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只有做到在心理上关爱老年人，才能做到对老年人的养护。按时吃药、正常膳食结构、稳定的生活习惯、不要接受太大的刺激。（健康时报记者 王月明）

中国传统的煎炸炒等烹饪方式，大大破坏了食物中的叶酸，影响吸收，每天大量生吃新鲜水果蔬菜的人还是占极少数。美国在1997年，通过了全民补充叶酸的法案。现在到美国，你吃的饼干、面粉里都含有叶酸，比如说，你一天吃200克面粉，就能够摄入0.4毫克叶酸。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强调补充叶酸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委员很习以为常的在会场外吸烟，当影视剧中依然有大量吸烟镜头时，国人对吸烟危害及戒烟意识的薄弱程度之深、后果之重，我感到十分困惑。

作为著名的西医临床医生，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心内科霍勇教授习惯给出经过科学研究后的结论作为健康生活的指导建议。比如，低盐低脂低糖、增加日常叶酸摄入，以及严格控烟。

霍勇教授曾最早定义“H 型高血压”，并以研究数据证实中国患者在降压治疗同时补充叶酸，能显著降低因H型高血压导致的首次卒中发作的风险。因为，由于生活方式和体质原因，中国人从蔬菜中摄入的叶酸含量太少了。

当他看到依然有委员很习以为常的在会场外吸烟，当影视剧中依然有大量吸烟镜头时，国人对吸烟危害及戒烟意识的薄弱程度之深、后果之重，霍勇教授也颇为困惑。因为，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于因吸烟导致的疾病，这是研究证实的。

霍勇认为，健康生活方式，既需要明确的科学证据，也需要普遍的社会共识。如果说三低饮食、合理运动、良好心态等是维持健康木桶的根本，那么戒烟就是最关键一块短板。“和其他几项相比，戒烟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共识的加强。”霍勇说，是时候把戒烟抓得再狠一点了。

我们曾因避免歧视而在就业体检中不再筛查乙肝三项，但在公民日常健康体检中却不能忽视这些检查，甚至应该推广乙肝防治的三免政策。国家应在财政与政策上加大对全人群免费健康体检的支持力度，涵盖乙肝筛查;出台15岁以上乙肝未感染人群免费疫苗接种政策;出台乙肝免费抗病毒治疗政策，提高抗病毒治疗率，改善乙肝感染者与病人的生活质量，降低病死率。

（健康时报记者 井超）曾因重症肝病诊治技术突破项目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中国科学院李兰娟院士，攻坚人工肝让肝衰竭患者“起死回生”。然而相比重症传染病的挽救，将疾病防治端口迁移，广谱人群的早筛、早防、早治更值得广泛关注。今年两会，李兰娟院士带来的提案中有两项涉及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并呼吁推广乙肝三免策略以及体检增加胸片检查以早期筛查结核病。

防乙肝：体检、疫苗、抗病毒治疗三项免费推

“我们曾因避免歧视而在就业体检中不再筛查乙肝三项，但在公民日常健康体检中却不能忽视这些检查，甚至应该推广乙肝防治的三免政策。” 谈及乙肝防控，李兰娟院士说。而三免，既每两年一次的覆盖乙肝三系的免费体检、免费接种乙肝疫苗以及免费乙肝抗病毒治疗。

李兰娟解释，招工体检及普通体检都不曾涉及乙肝三系检查，这导致很多乙肝病毒感染者未被发现。“健康体检是发现乙肝感染者与易感人群的重要措施。”通过开展全人群的涵盖乙肝三系、肝功能的每两年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可以识别感染人群，对未感染者接种疫苗，对已经感染者，免费进行抗病毒治疗。

而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已经在多年前便已得到验证。2009年，李兰娟团队承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传染病防治”示范区课题在浙江省仙居、三门、湖州等示范县区实施，并成功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免费乙肝抗病毒治疗的“三免”试点工作，对新发现的乙肝患者进行适宜社区的抗病毒治疗新方案，使肝硬化、肝癌进展率明显下降，显著降低乙肝病死率。

因此，这一三免政策可视情况全国推广。李兰娟说，“国家应在财政与政策上加大对全人群免费健康体检的支持力度，涵盖乙肝筛查;出台15岁以上乙肝未感染人群免费疫苗接种政策;出台乙肝免费抗病毒治疗政策，提高抗病毒治疗率，改善乙肝感染者与病人的生活质量，降低病死率。”

防结核：体检普及胸片检查

除乙肝外，结核病也是潜伏深又覆盖广的传染病之一。2010年第五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估算我国有结核病患者499万，但同期被诊断并在治的患者为99万，人群结核病的发现率仅为20%左右(99万/499万)。李兰娟认为，目前结核病防治中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患者发现率低。但实际上，体检中增加一项DR胸片检查便可发现80%～95%的结核病疑似病人，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患者遗漏，尤其是起病早期的、症状轻微的患者。

李兰娟建议，国家应推广结核病“主动发现”模式。比如，可在职工体检、农民健康体检、老年人体检、入职体检、入学体检等体检项目中将胸片检查作为必查项目;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糖尿病患者、肺结核密切接触者、HIV感染者等重点人群应提供免费的每年一次的胸片结核病筛查;在县市级医疗机构普及具备结核菌培养推广耐药与菌种鉴定能力，同时提高基层医务工作者结核病诊治能力。

中国人群用医需求存在两极分化，即一老一小。除了儿科医生，老年科医生也严重缺乏。临床分科多是以单病种疾病划分，老年病又需要多科联治。专业的老年科门诊需要很多老年病相关的学科经验为基础，或需要专门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临床人才。但目前这方面人员非常缺乏，甚至目前老年病科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室在大医院中普及。专门看老年病的医生，太少了。

（健康时报记者 井超）“中国人群用医需求存在两极分化，即一老一小。除了儿科医生，老年科医生也严重缺乏。”作为国家级老年病临床研究中心，北京医院党委书记王建业对人才缺乏深有感触。

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近50%的老年人患有各种慢性病，65岁及以上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比例为64.5%。而老年病的突出特点便是多病共存。

但目前的状况却是，“专门看老年病的医生，太少了。”王建业表示，临床分科多是以单病种疾病划分，老年病又需要多科联治。专业的老年科门诊需要很多老年病相关的学科经验为基础，或需要专门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临床人才。但目前这方面人员非常缺乏，甚至目前老年病科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室在大医院中普及。已有老年科的医院，也多是由内科或其他科室医生转过来。

从另一方面讲，老人医学其实是很复杂的诊疗，诊疗过程可能是以控制病情而非治疗。医生需要花很多时间与病人及家属沟通。这也让很多医生望而怯步。

这似乎也是国内外医生的一致倾向——纽约时报曾报道，耶鲁大学医学院调查显示，内科专门医生愿意成为老人病专科医生的平均每四十五人才有一位。奥克拉荷马大学的医学院要求每一位学生必须花四周的时间在老人医学方面的课程，虽然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认为这方面的课程很有用，但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会考虑以老人医学为专业。美国145所医学院当中，只有9所有老人医学专科部门。

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迫近，老年病专科专医的需求会显得更为迫切。在今年两会上，王建业委员建议，应当加强对老年疾病的相关研究以及老年专科人才的培养。提高老年病精准治疗效果，让老年人病而不残，保证生活质量。

有些贫困地区的确有缺医少药的情况，由于贫困，那里的一些精神病人往往被他们的家人禁锢起来。而精神病的康复首先就要彻底地解除关锁。把精神疾病人关起来、锁起来，对他们的伤害是最大的。这个需要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要发挥医疗救助的作用。发现一例，解救一例。从国情出发，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精神残疾人，他们基本的治疗和平时的服药应该由财政来负担。在香港有个被称为‘中途岛’的机构，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在此康复，彻底适应后才回归社会，这是很好的尝试。

（健康时报记者 井超）“在香港有个被称为‘中途岛’的机构，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在此康复，彻底适应后才回归社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副主席王新宪在谈到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是强调，精神疾病患者从出院后到回归社会间，这段“窗口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康复“出口”。

王新宪对健康时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精神残疾人827万，约占8502万残疾人口总数的10%。在残疾人家庭中，精神残疾导致家庭的支出成本最高、家属社会压力和精神负担最重。但现代医学证明，通过系统的治疗康复，大部分病人是完全能够康复回归社会的。关键在于，康复期的妥善恢复。这个特殊而脆弱的窗口期，最容易造成病情的反复。

按照卫生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工作规范”的要求，精神疾病在院内接受治疗后，基本病情稳定，出院后本应回归社区进行康复。但是当下，社区康复、家庭照料等缺乏衔接保障措施，恢复期精神病病人的“出口”问题难以解决。

王新宪说，香港地区的“中途岛”设计，以及我国部分省市开展的精神疾病康复中心，其实都是很好的尝试。为患者提供一个符合精神疾病患者状况的康复环境，打造回归社会前的中间驿站。从长远而利民的角度看，这部分功能应更多让社区来切实发挥作用。

比如，做好医院与社区医疗机构的衔接。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模式，建立健全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加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对社区康复机构的技术指导。

此外，从国家层面来说，应推动将精神残疾人的康复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内，支持精神残疾人社区康复机构和托养机构建设。三是将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服务，积极推进社区康复机构的增点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