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一起离婚案，最近引发社会热议。结婚3年的一对浙江夫妻诉讼离婚，妻子提出因自己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负担义务较多，要求丈夫按每月5000元标准补偿自己19万元。法院支持妻子一方家务劳动补偿的诉请，但支持金额仅为1.5万元。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这是《民法典》对过去《婚姻法》的一处重要修改。因为之前只有在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前提下，离婚时才可以请求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而《民法典》将这一制度扩展适用到了更为常见的财产共同共有的夫妻。

也就是说，只要夫妻一方承担了较多家务，都有权在离婚时行使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以法律形式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有利于鼓励家庭成员更多参与家务劳动，更有利于让家庭内部的劳动被看见，消除就业一方对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歧视，更好平衡夫妻经济利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这是立法的进步，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只不过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前有北京的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后有浙江的全职太太离婚获1.5万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折算到年，不过一年1万元，甚至5000元。补偿金额如此之低，让这项制度给人留下“鸡肋”之感。

夫妻双方无论收入多寡，哪怕一方没有收入，只要没约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就属于家庭共同财产，离婚时皆要均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是在均分基础上，给予承担家务更多一方的“多分”。新闻中的全职太太，都是在均分共同财产之后，再额外获得的家务劳动补偿。

明乎此，家务劳动补偿金倘若过高，可能构成对工作一方的“惩罚”，甚至“鼓励”大家都不出去工作，这也是不好的。法院的判决，因而自有其公平考量。现在的问题是，金额过低，乃至聊胜于无，家务补偿金的立法价值亦无从体现。特别是在“放开三孩”背景下，要鼓励更多生育，必然需要夫妻一方更多回归家庭，家务劳动的社会意义会被进一步放大。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家庭生产卫星账户》显示，无薪家务劳动创造的经济价值，较5年前增长了35.8%，相当于韩国名义GDP的25.5%。其中女性贡献比重为72.5%，男性为27.5%。我国情况应该大体类似。为肯定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保护在家务劳动中付出更多的女性权益（也有男性为家务付出更多），很有必要进一步统一家务补偿金的裁量标准。

我们总说，“家务劳动是一项美德。”然而，美德并不意味着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家务劳动事关小家幸福、社会和谐，其价值体现应有合理的裁量标准，不要让付出者委屈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