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遭遇手术失败
专家简介：吴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门诊主任，主任医师
有一位24岁的女病人，患胸段脊髓髓内脂肪瘤，她双腿无力，但仍能行走，大小便也还正常。18岁时在外地的一家医院做了第一次手术。
病人是坐着轮椅来到宣武医院的，严重的上胸段椎体前屈畸形，使她的头根本抬不起来，连面前的东西都无法看到。虽然仍有四级的肌力，但什么也干不成，生活极大地不便。看到病人这么年轻就这样，吴浩内心很不平静。人皆有不忍之心，他对病人也充满了同情。
吴浩是神经外科界做脊柱畸形矫正最好的医生之一，积累了很多手术经验，成就感和同情心使他踌躇满志，下决心要帮助病人。
尽管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吴浩就跟病人讲：“这个矫形手术总体上来讲特别困难。第一，脂肪瘤不好切；第二，上胸段用钉子固定也非常难。但是我们仍然想尝试把头颈矫形，让头能抬起来；脂肪瘤，我们也得把它切掉。”
病人深受病痛的折磨，当然希望尽快通过手术摆脱困境，因此极力鼓励吴浩，反复地说“我相信你”。这个“相信”把吴浩的自信鼓上了天！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有著名的手术预案制度，即每天早上7点半，根据当天治疗团队提供的病人病情资料，以及主刀医生提出的手术方案，科里的专家进行评估，并给出指导性的意见。
凌锋教授根据这个病人的资料和吴浩的手术水平给吴浩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这个肿瘤最好不切，矫形就好，能适当减压更好。”她再三劝吴浩不要动脂肪瘤，风险很大。
当时吴浩虽然接受了凌锋教授的意见，但心里仍在想：如果现在这个病人不切肿瘤，她以后就没机会切了。吴浩一方面对病人充满了同情和关切，想通过自己的能力为病人解除病痛，让她能尽快好起来，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仍然自信于自己的医术和临场发挥的能力；再加上病人做手术的愿望非常强烈，让人不忍拒绝，“我心里就想，那就先做矫形，剩下的随机应变”。
“矫形的钉棒都打上了，矫形手术也顺利完成了，初战告捷！虽然我当时看到她的肌肉和脂肪瘤粘在了一起，但那时我已经忘记了凌锋教授的嘱咐，一心想着帮病人把这个肿瘤干净彻底地切掉。”吴浩带着极大的自信心，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意外总是会在你想不到的时候跳出来给你狠狠一击。
“当时，电生理监测和CUSA（一种把肿瘤打碎吸走的超声头）我全都用了。脂肪瘤切完以后，我就看见脂肪瘤里面有个白色的东西。做脊髓手术的医生都知道，看见这个白色的东西就糟糕了。”吴浩知道，在这场和病魔的博弈中，自己失败了。
“后来病理结果显示，切下来的脂肪肿瘤里有脊髓组织，肯定是有点儿切过了，把部分脊髓也切掉了。”
一年以后，虽然病人抬起了头，却不能再走路了，大小便也不行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吴浩对病人充满了歉疚。
病人做好了准备，来找吴浩面谈，说自己看病已经花了很多钱，准备起诉吴浩，并录了音。
吴浩问病人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她说：“我现在需要些钱。”
她给出的数字让吴浩大吃一惊，那是他心理底线的几十倍。
问题最终走入了法律程序，但吴浩与这个病人并未因此变成敌对关系，相反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从那以后每到我生日或者过年的时候，她都会发短信祝福我。”吴浩也并不回避她，几次关于她的医疗鉴定会，吴浩都去参加了。
这个病例，医疗中心最后鉴定说医院有50%的责任。这件事后，科里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吴浩认为：“对于这个病例，其实我的初衷是想把她瘫痪的时间向后延长五到十年，我是想帮她。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是坏的。我想，如果我仅仅给她做个矫形，也许她还能再走几年路。从那以后，我手术中再碰到脂肪瘤，都非常小心，会把层次处理得非常干净，绝不多切。人不能过度自信。”
获得完美的结果，是每个外科医生的追求。如何能近乎完美地手术，又不给病人带来新的伤害？人的能力都是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挫折后彰显的。如果一味保守，人类何时能进步？但获得进步的途径是病人生活质量的牺牲吗？如何来把握这种尺度？
外科医生永远都是这样纠结着。
面对“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这一事实，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念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Don't harm”，至少不做伤害病人健康的事。内心的善良是要用理智来浇灌的，理智就是我们对疾病的科学认识和对自我能力的准确判断。
吴浩也深深地自我反省：医生不是英雄救美的豪杰，而是冷静的科学家。完美的结果和不慎的败笔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使我们不能轻易地舞刀弄剪。
摘自《用心：神经外科医生沉思录》，孙晓飞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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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浩：遭遇困境并非都是坏事
我是对手术很有自信的人，我觉得我在手术上还是有天赋的。但哪怕我早已成了主任医师，哪怕现在全国各地都会请我去会诊，哪怕等我手术的患者有时要排到一个多月以后……我也时时有一种懊悔感，常常会后悔当了医生。
当你意识到，你的每一次手术、每一个操作都可能让一个人让一个家庭承受巨大创伤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为什么要做一名医生？尤其还是外科医生，还是跟神经打交道的外科医生…我时常问自己:你是否有托住病人生命的能力？
2012年，我做了一例最不愿提起又难以忘怀的手术。术后病人出现了大出血，我联系了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和普外科的三位大夫协助抢救，所幸病人预后还不错，工作生活正常。但是那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还是引发了纠纷：病人将医院诉诸法庭，获得了一定的赔偿。
不管后来我个人赔付了多少，也不管病人家属怎样转换了感谢的面容，到医院打横幅告状，我都没有怪过他们，因为病人还活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当一条生命在你手里失而复得，那真比得了什么宝都兴奋！我曾在手术室内祈祷了成百上千次，只求他能被救活。如今他活了，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这个病例是凌锋教授让我写的。重新撕开我心中尘封已久的伤疤，总归不是什么舒服的事。但凌教授说这件事对别人如何理解医生、对年轻医生如何成长都有益处，我就同意了。然而，这件事却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阴影中走出来，原因是我太看重病人的预后了。虽然现在我每年都做近800台手术，能完成复杂的矫形以及肿瘤全切手术，但我依然觉得每一台手术，不分大小，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手术越多，我越觉得凌锋教授当年在科里挂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那个条幅的意义。每次我跟进修医生说起并发都会说起那次大出血，都会想起2012年。
我不喜欢因为几台成功的手术就被别人赞为神医，也不愿意因一台不好的手术就被别人骂成庸医！在不懈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我相信绝大部分医生是真诚和无畏的同时，也是脆弱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我的确感到，遭遇困境并非都是坏事。
可以说，任何一个外科医生的成长之路都是试错、纠错的过程。唯有经历过各种历练，才可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心，面对医路上丛生的荊棘，不至于退缩畏惧；也唯有困境，才能让一个人真正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