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死亡来得更温柔一些

　　母亲的离世，曾困扰我五年之久。
　　2010年是我退休的第一年。母亲在那年确诊了结肠癌肝转移，生命进入末期。8年前，母亲曾得过输尿管癌，经过治疗，5年没有复发。2008年，她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做了手术，未查出癌细胞，但医生怀疑有癌变。所以，术后每个月我们都带母亲进行常规检查，每年再住院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所有检查一直正常。我向母亲承诺，退休那年春天带她出游。5月4日，我带母亲做春游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当即查出结肠癌肝转移，医生说老人只有1～3个月的时间了。我感到五雷轰顶，毫无准备。后来辗转咨询北京多家医院，只有一位大夫给出了先手术治疗结肠癌、再进行多次肝介入的办法，结果也只是给老人增加半年时间，但过程极其痛苦。
　　我和三个弟弟意见一致：不告诉母亲实情，不进行增加她痛苦的治疗。我们把母亲接回家，轮流陪护。1个月零5天后，母亲在熟睡中离世。这一个多月，母亲没有任何身后的嘱托。她不喊疼，不唉声叹气，一直很安静。我想这既是靠毅力克制，也愿意相信她真的没有那么痛苦。我们寻找了各种各样缓解她痛苦的方法。有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种贴在脚心的药，立刻去买了很多，也是有点“病急乱投医”。
　　送走母亲之后，我陷入了长期的悲伤和怀疑。到底应不应该告诉老人实情？是不是进行积极治疗会更好？我不停地拷问自己，无法走出。直到2015年，朋友借给我一本《我的死亡谁做主》，读完我才豁然开朗，并学习了临终关怀和缓和医疗的知识。原来我之所以走不出来，是因为没处理好与母亲的告别，有遗憾。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告诉母亲病情，没能和母亲好好告别。现在回想，老太太当时肯定知道自己的病情。她的奶奶就是肝腹水去世，最后肚子鼓得很大，敲起来嘣嘣响。妈妈临终前也一样，翻身时都要托起肚子。她只是因为体谅子女，从不提及。我们做儿女的也不提，因为害怕。那时以为提了就只有一个结果：老人绝望，我们伤心。没有想到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一定都是悲伤和绝望。
　　幸运的是，通过对母亲去世的反思，今年4月送别父亲之前，我和弟弟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我们告诉父亲病情，一切尊重他的意愿，听他安排身后事。最后父亲走得安详而无憾，我们也没有过分悲伤。
　　去年底，父亲摔了一跤住进医院。93岁的他对老人摔跤有深深的恐惧，因为他身患癌症的弟弟在摔倒后一个月便离世。父亲在医院住到新年元旦，强烈要求回家。我找医生谈了很多次，签了很多风险告知的文件，接了父亲回家。
　　在家住了97天后，父亲离世。这97天里，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父亲会对我们反复讲述他一生中的经历。那时我已经知道，生命回顾能帮助临终的病人摆脱死亡的恐惧，给他带来满足感。有时他在讲之前会说：“今天给你讲的这个故事，你肯定没听过。”等他讲完我就笑了。他看我笑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我也讲过。”
　　父亲讲最多的是他13岁那年从河南逃难到西安的故事。那是在抗战期间，同学告诉他西安有个福音堂，提供食物和学校。于是父亲带上亲戚给他的一块钱和两个馒头，与同学一起步行前往西安。路上过河时，棉袍全部被水打湿，人差点被冲走。老人的远记忆浮现起来特别厉害，80年前每个同学的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学会的关怀临终病人的另一个方法，是让他说出自己未了的心愿。父亲跟我们交代了很多在他离世之后的事情。他要与母亲合葬在一起，叮嘱我们骨灰盒如何放置，不要挤到母亲的。有一天他突然嘱咐：“11年后把我和你妈的骨灰撒向大海。”为什么是11年？他解释道：墓地是20年交一次管理费，母亲已住进去9年，再过11年该交管理费了。“那时你们都快80岁了，没办法去看我们了，不能把这个麻烦转嫁给你们的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父母负责就够了。”父亲还把他在退休后制作的上百本剪报郑重交给了我，因为他相信只有我才能替他好好收藏。
也直到送走父亲，我对母亲的离世才算是真正释怀　　。
　　
　　罗青/口述，李南雨/文，公众号：谷雨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