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因发现治疗疟疾的新药物疗法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奖。很多人也第一次听说“青蒿素”，然而对屠呦呦来讲，与这株“中国小草”的缘分却是从出生起就注定了。本期，让我们共读《屠呦呦传》，了解这位药学家的故事。

　　理想始于学生时代的一场疾病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击败孙传芳部军阀，进入宁波。冲突与动荡直到20世纪30年代方才有所缓解。

　　屠呦呦正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于宁波降生。1930年12月30日黎明时分，宁波市开明街508号的屠家传来了婴儿出世的声音，迎来了屠家3个儿子后终日所盼的“千金”。

　　哭声呦呦，犹如鹿鸣。孩子的哭声使父亲屠濂规沉浸在幸福之中。他随口吟诵出《诗经》中著名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父亲便给小女取名呦呦，呦呦之声永远荡漾在父亲的听觉之中。

　　父亲吟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又对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似乎这才完美。这句话，竟使呦呦一生就此与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整个宁波重教之风相应，按照父母的安排，屠呦呦开始了求学之路。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屠呦呦同样从小就开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只是，屠呦呦的学生生涯，从1946年始中断了两年多。

　　这一年，16岁的屠呦呦经受了一场灾难的考验——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终止了学业。

　　此时，经历了战乱洗礼的屠家，生活已变得十分拮据。得了肺结核，对这个小女孩的考验可想而知。所幸的是，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屠呦呦得以好转并继续学业。

　　这段患肺结核的经历，在屠呦呦看来，正是自己对医药学产生兴趣的起源。“医药的作用很神奇，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治更多人，何乐而不为呢?”

　　1951年的夏天，已是高中毕业生的屠呦呦认定，自己的求学之路还将继续。填报志愿时，素来喜欢自己拿主意的屠呦呦大笔一挥，给自己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当时，国内开设药学系的大学尚寥寥无几，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更是其中翘楚。

　　在并无医学家传的屠家，屠呦呦的选择显得颇有个性。高中时身患肺结核后被治愈的经历，已让屠呦呦对医学心向往之。

　　为研究，愿以身试药

　　在青蒿素的研究过程中，团队曾经面临了难题：乙醚中性提取物有了，但在进行临床前试验时，却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经过几次动物试验，疑似问题仍然未能定论。

　　是动物本身就存在问题?还是药物所致?实验室内，各方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从课题组角度看，青蒿在古籍记载中毒性不强，动物实验也做过一些，应该问题不大;但搞毒理、药理的同事坚持认为，只有确证安全性后才能用于临床。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否则就要再等一年。”屠呦呦说。

　　为了让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试验，综合分析青蒿古代的用法并结合动物实验的结果，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屠呦呦的试药志愿获得了课题组同事的响应。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他们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为了充分验证醚中干提取物的安全性，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5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结果受试者均情况良好。

　　1972年8~10月，屠呦呦亲自携药赶赴海南昌江疟区，克服高温酷暑，跋山涉水，抢时间找病人。

　　初次临床，必须慎而又慎，用药剂量从小到大逐步增加。屠呦呦根据自身试服经验，分为3个剂量组。屠呦呦亲自给病人喂药以确保用药剂量，并守在床边观察病情，详细了解血片检查后的疟原虫数量变化等情况。最终，在海南，屠呦呦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包括间日疟11例，恶性疟9例，混合感染1例。临床结果令人满意。

　　为工作，不得已放下女儿

　　生活上，屠呦呦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

　　屠呦呦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虽然在家中角色有所不同，但婚后屠呦呦两口子共同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字——奉献。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丈夫李廷钊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了托儿所，小女儿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

　　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印象，已是3岁多。李军在宁波老家待了几年后，屠呦呦才有机会在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小女儿。

　　那天，在外公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小军、小军……”李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小女孩的脑海中，已经没有“母亲”的记忆，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

　　李军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就可以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也不顾不上照顾?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多年过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当初的选择，在现在看来有些不近人情，对屠呦呦和李廷钊而言，这是情非得已，是那个年代的人都理解的无奈选择。

　　不断创新，是医学生命力的源泉

　　虽然已年过八旬，但屠呦呦从未把自己纳入退休行列。这不仅因为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担任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更重要的是她个人的兴趣从未转移：那就是她从大学开始始终为之奉献的医药学事业。

　　就在青蒿素越来越受到青睐并得到广泛使用时，屠呦呦的关注点却已转移到青蒿素被滥用以及疟原虫耐药性问题上。她很早就注意到，在一些科学文献和新闻报道中提及，原本作为特效药的青蒿素，杀灭疟原虫的周期正渐渐变长，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的疟原虫，已经出现在一些疟疾发病区。

　　屠呦呦说，像这一领域内的其他研究人员一样，对一些报告中提到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疟原虫的出现，她深感忧虑。世卫组织为此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建议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抗性，须停止单一使用青蒿素的治疗方法。当许多人响应号召，兴致勃勃地将青蒿素广泛投入临床试验时，作为发现者，屠呦呦却坚持要在实验室里搞清楚青蒿素的结构，在明确结构后再确定是否应大面积投入临床应用。她认为这才是对病患负责、遵循医学基本规律的态度。与执拗密切相关的是她对创新的不断追求与认知。

　　就在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前两天，屠呦呦还对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谈到创新的重要性：如果说当年发现青蒿抗疟的秘密，那就是创新，想着各种办法试。现在要使青蒿素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依然要不断创新。

　　对于屠呦呦而言，创新不是一个什么时髦的词汇，而是她始终践行的理念，更是她科研成功之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