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欣喜：

麻醉进步飞速，

以前不敢做的手术

现在敢做了

近年来，总能看到类似这样的报道：“112岁老人骨折，泸州完成国内最高龄骨科手术”“南宁105岁老人接受心脏支架手术，突破高龄禁区”“4个月宝宝在武汉接受机器人达芬奇手术，是全国最小患者”……

外科手术的“禁区”越来越少，“奇迹”越来越多，打破这些禁区，多学科协作理念的践行和发展功不可没，而麻醉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用黄宇光的话来说，“我国麻醉医学进步飞速，体现在哪里？最直观的就是以前不敢做的麻醉，现在敢做了，过去不能做的麻醉，现在能做了。”因为，麻醉好不好，直接影响手术效果。早些年因麻醉限制手术发展的情况非常多，比如嗜铬细胞瘤手术，因为没有好的麻醉方法，麻一个失败一个，再好的主刀大夫也束手无策；八九十岁的老人或者一些重病患者，往往因为体弱无法承受手术中的麻醉风险，而首选保守治疗，从而错过了很多积极的治疗方法。

麻醉医学，考验和衡量着一个医院的诊疗能力及平台运行能力，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在前不久的中国麻醉周活动现场说道，一个医院医疗水平好不好、甚至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得好不好，看看它的麻醉（学）科就知道。

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神经外科、脊柱矫形、脊柱脊髓肿瘤、手外科、听神经瘤等手术中，由于患者的运动、感觉神经很容易受到破坏，手艺再好的外科医生，也不敢完全保证能让神经完好无损。这个时候，就该麻醉科医师出马了。毫不夸张地说，能不能手术全看麻醉医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多学科团队就经历过多次这样的危急时分。一位50多岁的患者在三年半前两条腿突然出现麻木、疼痛，尤其是走路或站立久了，症状更明显。随后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但术后情况非但没好转，双腿麻木感反而逐渐加重，最后甚至影响了大小便，行走开始变得困难。本以为通过手术能解决问题，没想到情况却更糟。

    患者苦不堪言，找到浙医二院骨科李方财主任，检查发现元凶是“胸椎管狭窄，胸椎间盘突出”。李方财建议手术解除狭窄的椎管。让医生们犯难的是患者胸椎管狭窄程度很重，再次在脊髓周围做手术，就像在高空中走钢丝，稍有偏差就会引起脊髓损伤，可能会造成截瘫、大小便失禁。

    但李方财还是答应了患者的请求。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的搭档，该院麻醉手术部主任严敏教授成立了一个由麻醉医生组成的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团队。他们可以在手术中密切监测患者的重要神经功能，一旦碰到了特定的神经，相关仪器波纹会发生变化并立刻发出警报。这样，外科医生就不会“误伤”神经了。

    术前，麻醉医生在患者进入麻醉状态后，从患者头顶到四肢的各个神经分布区插入十几根探针，术中，麻醉医生不仅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还要持续严密地进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李方财小心翼翼地分离切除狭窄的椎管及压迫脊髓的组织，使后方脊髓硬膜囊减压彻底，然后两侧连接杆固定，拧紧螺母，整个操作过程没有出现神经电生理的异常变化，手术顺利完成。

    现在该院的脊柱外科已经离不开电生理监测了，像脊柱侧弯等复杂脊柱手术，每年都有300余例。严敏介绍，之所以能够这样大规模开展复杂脊柱手术，电生理监测功不可没，团队多次在术中第一时间发现神经功能改变，及时和主刀医生沟通，合力解决问题。骨科团队医生常开玩笑说，电生理监测就是他们黑夜里的前照灯，不然，摸黑开车是要出车祸的。

正如曾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瑞金医院麻醉科主任于布为教授所言，麻醉就是掌握一个火候。正是这个“火候”，让麻醉今非昔比，全身麻醉、区域麻醉、重症监护、疼痛治疗、急救复苏、舒适医疗、生命调控，麻醉学科正在向围术期医学科全力发展。

大咖提出：

麻醉禁忌不该是

麻醉医生的挡箭牌

“当你有能力控制并保持患者所有可监测到的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时，你就有胆量说麻醉无禁忌，麻醉禁忌不该是麻醉医生的挡箭牌。”于布为在国内率先提出“麻醉无禁忌”“舒适化医疗”等理念，打破了长期以来老年人或有各种内科疾患患者不可进行手术的说法，他的团队拥有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有关“精准麻醉”及围术期医学研究成果。

“大家主要有两个顾虑，一是麻醉和手术是否会加重病情，二是手术切除部分脏器后剩余功能能否维持生命，其实这都是大家的过度担心。”从医多年，于布为发现，在临床上急诊抢救时很少考虑所谓的“麻醉禁忌”。放开了手脚，也就能真正干一番事情了。

“二孩”政策放开，凶险性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增多，这些产妇剖腹产术中出血迅猛、极为凶险，也是目前产科最棘手的问题，常常面临切除子宫、产妇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等结局。但对于一些年轻女性，特别是有二胎愿望的女性，这是一个非常失望但没有办法的选择。

帮助患者圆做妈妈的梦，麻醉科医生又出马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陈向东介绍，他们科室的麻醉医生应用两种技术克服了这个困难。一种是腹主动脉球囊压迫止血技术，采用这种技术术中可暂时性阻断盆腔血供，大大减少手术中的出血量；另外一种技术是产科术中自体血回输技术，术中自体血回输技术减少了异体输血的需求，但由于存在羊水栓塞和诱发母体同种异体免疫的风险，传统上这一技术很少用于产科患者。

“我们采用双通道吸出装置弃用胎盘娩出前的血液和羊水，同时在回路中加入滤除白细胞的滤器，使自体血回输技术安全应用于产科。”陈向东介绍，麻醉科医生采用的这些技术大大减少了凶险型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患者术中出血量及子宫切除率，改变了患者的治疗结局。

同时，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在器官移植手术包括心脏移植、肝脏移植、肺移植和肾脏移植等都有非常高的水平，特别是心脏外科团队与麻醉团队，每年完成接近100例的心脏移植手术。“麻醉医生的工作直接决定器官移植手术的转归。”陈向东如是说道。

当下国内麻醉死亡率已经降到十万分之一，而手术患者院内死亡率仍高达2%~4%，如果能将麻醉学科的安全评估和监测治疗技术用于围术期全程，则会极大降低手术患者的院内死亡率，提高医疗安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主任董海龙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在最新的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2017年度）麻醉科排行中名列全国第三。1958年西京医院开展了第1例体外循环开胸心脏手术，从那时起，医院的麻醉科逐渐形成了以心血管手术麻醉、颅脑手术麻醉为重点的各专科手术麻醉。近年来配合外科开展心脏移植、肝脏移植等创新性手术麻醉也数不胜数，医院官方数据统计，每年光是疼痛门诊就有一万余例。

董海龙坦言，很大程度上麻醉学在外科围术期患者的管理中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在未来的15年至20年中，这种领导力将越来越突出。因为随着并发症增多、患者高龄化程度加剧等因素，麻醉在整个围术期过程几乎涉及到术后ICU管理、术后疼痛管理、急救复苏等多个方面，而麻醉医生也相应地成长为外科医生中的全科医生。下转2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