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灼见，担当。3月8日，由人民网、健康时报、人民健康主办的“创新医药发展，助力健康中国——2019全国两会医疗医药代表委员座谈会”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举行，来自政府管理、医药、产业领域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以及业内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等，围绕医药创新发展、医疗深化改革、健康中国促进等议题，建言献策。(发言顺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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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

 

　　推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的融合共享

 

　　加强卫生健康服务，必须要用足数字智能网络技术，但实际工作中，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的融合共享工作还存在着不足。除了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方面尚不能实现外，数据标准化程度低，应用能力有待加强，比如还没有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信息数据平台。建议在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大力气，推动互联网+卫生健康服务取得实效。

 

　　方来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保障重大疾病，加强基层人才建设

 

　　由于重大疾病治疗费用高，即便是40%、30%甚至20%的居民自付比例，对于特别贫困地区的患者来说，也是巨大的负担，建议有关部门将普通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社会救助、民政部门救助、慈善捐助等多种力量整合。此外，一定要高度重视基层适用人才队伍建设，医改如果没有一支基层人才队伍，我觉得很难成功，分级诊疗制度很难落实，基层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人才。

 

　　高永文：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食物卫生局原局长

 

　　香港双轨医疗制度值得借鉴

 

　　香港公立医院运行超过90%的资金来自于特区政府，通过收费、服务费收入的来源占10%。在公立医院做大手术，除了一些很贵的消耗品外，手术都是免费的。在私家医院系统里，病人则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双轨制里，公立医院是所有市民的健康保障和医护人员的培训基地。私家医疗则为有经济能力的市民或通过商业医保，提供一个选择，和公立体系形成有效互补。

 

　　陈鑫：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解决药物超适应症使用的问题

 

　　临床上药物超适应症使用的问题，应该引起关注。作为心外科大夫，经常要面对药物超适应症使用的问题，很多药物的适应症说明书上没有，但是临床经验证明可以使用。药物超适应症使用常常基于专家共识，但在法律层面上，却有一些困难，这就让临床大夫面临两难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重视，也需要药企及时做出调整。

 

　　池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

 

　　医药创新要重视成果

 

　　提升中国创新水平、特别是医药创新的支撑能力，还有两个问题应重视。一是国家科技创新计划不要仅着眼于论文上的产出，更要关注项目实施后能为国家留下哪些科技创新成果。一些科技成果需长期积累才能形成核心技术，如较早就通过论文等形式发布出去，有可能影响国家的科技创新产出;二是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基础支撑，如进一步加强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医药科技创新能力。

 

　　丁列明：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要加快国产新药审批时间

 

　　国产自主创新药的审批流程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比如对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药品开通了“绿色通道”，罕见病治疗药品的审批时间为3个月，其他急需的治疗药品为6个月，但对于国产新药上市审评审批时间至少需要11个月，两者相差近一半时间。建议从国家专项支持、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专利保护、审评审批等，进一步优化创新药发展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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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瑞：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院长

 

　　效果是中医药发展的生命线

 

　　疗效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基石。首是先传承要有效果，包括医术的传承，医德、中医思维等，还有“药”的传承，地道药材和采集加工、炮制、储藏、临床应用等，医、药的传承都要有效。

 

　　另外，中医药创新要经得起疗效性的考验。比如说中医治未病，在亚健康、保健方面，拿呼吸病系统专业治未病来说，通过“冬病夏治”，来年感冒次数、住院次数减少了，就是有效的。疗效是检验中医药发展的真理。

 

　　冯丹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治疗集团董事长

 

　　最希望少年儿童有个好视力

 

　　青少年近视防治工作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做出重要批示后，才使得这个话题有了一个好的落地环境。不过从一线调研的情况看，我国基层尤其偏远地区近视防控仍需多方联动推进。

 

　　我们医疗队走遍全国600多个贫困区县，有时候一个县都没有一位眼科医生，基本的散瞳验光都沒人会。捐给基层的医疗仪器，甚至许多都因为没人会用而闲置废弃。加强基层眼科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蒋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曙光医院副院长

 

　　把医案病例库当成金山银山

 

　　2017年中国全年总诊疗人次81亿人次，这对于构建人工智能诊疗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库，要把它看成金山银山。而现在医院有医案病例库，但仅仅停留在档案保存上，即使有一些电子录入，也都缺乏统一格式，而且内容互不相通，难以实现有效检索。

 

　　建议从前瞻性战略眼光着手，由国家卫健委牵头制定一个符合大数据、符合人工智能诊疗开发所需的数据标准，不要像现在医疗器械一样，都从国外买。

 

　　林顺潮：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希玛眼科集团主席

 

　　公立、民营医疗体系要互补

 

　　在香港，政府承担公立医疗费用的90%;香港鼓励病人去私人医院，这样政府负担就相对较轻;在医疗付费方面，香港有200万人有商业保险;医生方面，香港超过60%的医生都是在私人医院工作，他们一般在公立医院10年、15年以后，能独立成熟了，就到私人医院。在内地，医生没有这个平台，还没有真正把医生的潜能释放出来。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两个体系要真正实现互补、互相竞争、共同进步，病人才有更多选择。

 

　　秦叔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副理事长兼基金会理事长

 

　　招标不能光看价格

 

　　在多数发达国家，不仅具有职业医师法，还有专科医师法。现代医学分工越来越细，需要专科为主和多学科合作。现在“千军万马去治癌，许多都是为发财”，鱼目混珠。建议尽快制定专科医师法。

 

　　药品招标提倡综合评估。不能光看价格，以最低价中标。新药的研发风险和花费巨大，往往数以亿万计。评价一个药品，首先应该是有效性和安全性，其次才是经济性和可及性，最后还有方便性。

 

　　唐金海：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

 

　　发挥市场优势降低价格

 

　　我们要发挥市场优势，降低药械价格。抗癌药降价给广大群众带来了福音，反响非常好。药品价格和仪器设备耗材价格，我们要把市场的优势显示出来，进口的价格空间压下来，向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展示我们的市场比价格更吸引人，这样老百姓也会跟着受益。

 

　　市场优势有了以后，患者的负担已经化整为零，个体的花费就会渐少，医保也能够有力量去保障。所以，在谈判中要充分发挥中国市场的优势，让患者与药厂在市场调节下共同受益。

 

　　唐旭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

 

　　重视中医科研院所的建设

 

　　对中医科研院所“国家队”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还有待加强。比如说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四所医院作为局直属医院，财政补贴只有5%左右，卫健委直属西医医院财政补偿为6%~7%，北京市属医院的财政补贴是15%左右，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再比如，中国中医科学院2018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只有一百零几名，中国医学科学院2018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有八百多名。中医科学院发展需要解决财政补贴和扩大高层次人才培养问题。

 

　　王宁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

 

　　把眼健康纳入大健康战略中

 

　　眼科健康与大健康的整合还不够。明年是国家承诺的视觉2020全球行动收官之年，我们各项指标做得非常好，但彰显不出眼健康在大健康中的贡献。眼科疾病有80%是可防可控的，在预防措施中，花费最少的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眼科疾病已纳入到慢病管理。所以我们要把眼健康纳入到大健康中，在“健康中国2030”中也应该把视觉健康的指标纳入进去，把更多精力与关注投入到预防阶段，变“医疗中国”为“健康中国”。

 

　　张国刚：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三院院长

 

　　提升医疗安全感，不能让技术卡住脖子

 

　　中兴芯片事件让人记忆犹新，我们不能让技术卡住脖子。提升“安全感”就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做研究，小到一个培养基，大到一个试剂，很多都是依赖进口。一旦它要卡我们的时候，研究就可能寸步难行。湘雅三院进行医工结合，加快国产机器人的研发，是唯一一所全国大型公立医院同时拥有达芬奇机器人和国产机器人的医院，年前国产机器人手术已超过100台。

 

　　朱同玉：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国家应尽快出台医疗大数据使用规范

 

　　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医疗大数据使用规范，比如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有2.6PB数据，涵盖了45亿处方，怎么开放、怎么使用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会对数据规范使用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大数据使用方面，要确定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要明确医疗大数据的特点，搞清楚医疗大数据使用的方向，是个人使用，无条件使用，还是国家公共使用，科研使用，商业层面使用。

 

　　张启明：国家药监局中医器械专业组组长

 

　　重视功能性疾病的诊治和器械监管

 

　　现在我们更多的关注了器质性疾病，而功能性疾病应该怎么诊治?应该给出一个更全面的、明确的界定方法。同时功能性疾病的监管方式和方法应做适当的调整。现在都是以器质性疾病的诊治作为重心的医疗器械监管方式方法，但是对于功能性疾病的诊治应该怎么进行医疗器械的监管，我觉得应该制定出相应的管理制度。

 

　　徐宁：再鼎医药执行副总裁

 

　　采取开放创新模式，让患者更早用上好药

 

　　我们不仅自主研发，还采取通过国际合作引入产品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把全球最新或同类最好的处于临床研究晚期的优质药品引入中国，让其更快地惠及患者。创新不意味着一定要从头走到尾，在适当时机切入，把产品快速提供给患者，也是创新的核心所在。建议把开放式创新纳入到创新的概念中，并设立相应的法规监管及准入政策。

 

　　周代星：贝瑞基因CEO、首席科学家

 

　　基因行业需解决资金和政策监管问题

 

　　基因检测可以进行疾病的早诊。以无创产前检测为例，2018年我国对400多万孕妇进行检测，查出约1.5万个唐氏综合征宝宝，为社会和家庭节约了约360亿的经济负担。现在基因行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资金缺乏，国家的投入非常有限，再比如对体外诊断和医疗器械没有分开监管，审批流程会很长，希望能在监管政策和流程上创新优化。

 

　　赵燕：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家审批制度要助力企业创新

 

　　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监管体系的支持，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目前也遇到难题。比如透明质酸是人体本身含有的物质，被证明是非常安全的，其运用在医药、医疗器械、护肤品行业的原材料，有近20年历史，但应用在食品领域，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的创新发展。而在美国、欧洲的药典里华熙都参与了制定。

 

　　吉朋松：安翰科技(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技术创新外，期待更多政策创新和应用创新

 

　　中国科技创新我认为分三段：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应用创新。目前比较重视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和应用创新期待有更多的发展和进步。安翰花了十年多时间深度研发磁控胶囊胃镜，是国际微型机器人检查技术领先的代表。特别希望胃癌防治能有所转变，一是从治到防的转变，把重点放在“防”而不是“治”;二是从晚期检查到早期检查的转变，这些转变会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

 

　　吴劲梓：歌礼生物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CEO

 

　　创新药研发需要政府保驾护航

 

　　2007~2017年，全球每年只有10个左右的原始创新新药，其中57%来自美国，其他的来自欧洲和日本，中国没有。而一个特别原始的创新药研发至少需要十年，超过十亿美金的资金投入。没有资本市场，没有政府政策的倾斜，特别是对民族企业的倾斜，仅凭企业自身会很吃力。另外医保准入对企业至关重要，需要医保政策上的配合，同时需要对创新药加大专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