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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维金还提到了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数据显示，服用大量抗抑郁药物的国家，恰恰也是幸福感特别高的国家;而那些不太用抗抑郁药物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匈牙利和韩国等，幸福感反而低。

　　“服用药物少，也许并不是因为抑郁症问题不严重，而是抑郁症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1980年时，丹麦曾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不过现在我们的自杀率在不断下降，目前是全世界106位。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治疗，或预防自杀的措施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转变。”迈克·维金指出，现在的丹麦，越来越多的明星、模特、电影演员、导演等公众人物愿意公开讲述自己的心理问题，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

　　而在我国，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精神障碍疾病总患病率高达17.5%，就诊率却不足十分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医师谢稚鹃指出，很多人有抑郁障碍，既不愿意跟家人和朋友说，也不愿意主动就医。被确诊患抑郁症后，患者和家属往往都难以接受现实，为了面子常对周围人隐瞒，即使服药也偷偷摸摸。

　　“一个幸福的社会，对心理疾病没有负面、消极的刻板印象。”迈克·维金指出，当人们敢于把心理问题说出口时，一切就会好起来。

　　“祝您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新春将至，愿这句话再次响起在大街小巷。

　　第二层密码：社会关系

　　有人问你粥可温

　　有人为你立黄昏

　　年夜饭是春节前的“重头戏”之一，老百姓也称它为“团圆饭”，无论这一年经历了怎样的长途跋涉，有过怎样的艰辛困苦，除夕这天，人们总是会准时出现在餐桌前，与家人共享团圆的时光。

　　“2008年的时候，孙子还在上初中呢，一眨眼，都当父亲了”，家住山东的王桂英将在今年除夕迎来自己的70大寿，恰好也是她的曾孙满月的日子。

　　“每年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一个老人也尝不出好歹，但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从来没变过，今年，多了孙媳妇和曾孙。”王桂英感慨地说到，十年前儿子还在呵斥孙子孙女不要打闹，现在，一家人全围在了刚出生的小宝宝身边。今年除夕，他们就可以拍第一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了。

　　“在一起是幸福之源，社会关系对于人们的幸福至关重要。”迈克·维金在多年的幸福研究中发现，幸福最大的因素是社会支持，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基本生活水平是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达到基础条件以后，社会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收入的影响。家人、朋友和所爱之人的亲密私人关系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除了最贫穷的国家，人际关系的质量相比财富而言对幸福的影响更大。

　　“在我们的研究里，和幸福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自由，人类社会的幸福程度和自由度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自由有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是我们如何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迈克·维金指出，丹麦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达到了一个理想的平衡。宽松的工作时间，让人们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多工作几小时带来的那点额外收入，绝对比不上和家人在一起以及自由支配时间所带来的幸福。”迈克总结。

　　而在国内，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却似乎非常难得。2015年，凯迪网和中石油联合发起的“十年亲情账单”显示，仅有四成人每月和父母联系10次以上，七成人每次和父母聊天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在“为什么疏于和父母联系”的原因中，“没时间”高票居于榜首。

　　古人将“他乡遇故知”和“洞房花烛夜”列为人生四大得意之事，林语堂也曾说过：“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良好的社会关系的存在，让我们有了更强的归属感，也是幸福的源泉。

　　第三层密码：目标感

　　幸福是一种

　　有意义的生活

　　“2013年以前，我是哥本哈根一家企业的高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低迷，我就觉得工作一点也不开心”，迈克·维金说道，于是他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父亲自己决定辞职。

　　父亲听到儿子的决定愣了一下，随后问到：“那你以后做什么?”

　　迈克·维金回答：“我要研究幸福。”

　　父亲愣住了，万万想不到儿子居然要去做这么“疯狂”的事情，但最终只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如今，迈克·维金已经是丹麦哥本哈根幸福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中国领域非常成功的作家。父亲的支持和理解让他感到无比幸福。

　　作为研究幸福的人，迈克·维金一直在寻找衡量幸福的尺子，在他看来，幸福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一是生活满意度，二是情感或快感度。“第三个维度是所谓的终极幸福维度，这是以古希腊语中的幸福一词eudaimonia命名的。它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观点之上——好的生活就是有意义的生活。”迈克·维金说道，人的生活有没有目的、方向，有没有意义感，也是幸福的重要维度。下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