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早上四点出发，在家里骑一匹马到120公里外的大哥家，然后在公路上拦车，只要举起大拇指就好，看我背上扛着粮食，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为了搭一程路。”在巴卡的描述里，他更喜欢拦大货车，因为私家车会有安全顾虑，货车不会嫌弃自己脏，就这样，巴卡在高速上走走停停换了3辆车，终于到了离玉树90公里的县城，到县城就要坐班车了，花了42块钱，加上给货车司机买烟的钱，700公里的路，一共就76块钱。 　　

        ■“四个乡村医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村民在面前死去，那种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巴卡说，也是从那以后，自己下定决心学医学科普，学急救，让村民在生活中知道什么是病需要治，什么病需要吃药，让自己面对急性病症时不再只能看着生命流逝，要让自己的知识成为技术和药，把需要急救的患者拉回来。 　　

        ■“我把血糖仪和针用好几层卫生纸包起来，生怕磕坏了，回家路上都想象了给村民查血糖的情形。”巴卡没想到，回家后告诉村民一个人只需要交三毛钱就能测血糖时，村民们没有人呼应，更不知为什么要测血糖。 　　
        ■巴卡家里一共3个老人要接济，还有4个上学的孩子，半医半农是所有村医的真实生活。尽管这样，巴卡说，从没想过不做村医。回家后巴卡告诉记者，后来跟着一位离玉树100多公里的兄弟乡医骑摩托走了一段路，后来又搭车、骑马，回家一点都没休息就去翻山出诊，生活一直在这样继续着。

　　“我带着一大袋风干牦牛干，开始是骑马，后来在公路上搭车，中间换了3辆，最后坐了班车，一共才花76块钱。”

　　9月2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了为期5天的乡村医生培训，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唐谷镇年近50岁的巴卡带足了吃的，就从家里赶来，辗转近700公里，满是皲裂纹的手里握着一只铅笔。他说，要把能听懂的都记下来，听不懂的也要拍下来研究，多学一点就可能多救一个人。

　　风餐露宿是出诊的日常

　　风干牦牛肉是出远门的必备

　　“我父亲就是藏医，我是接他的班。”

　　巴卡说到父亲时，满眼都是骄傲，因为在同德县唐谷镇，巴卡和父亲是乡亲们的守护神，一个自制的药箱，父子俩一背就是40年。

　　在巴卡的意识里，自己的“本领”都是在同为藏医的老父亲那里传承的，大多数都是几十年前到现在还沿袭的藏医手法。在那里，这种子承父业的非常多。

　　巴卡在县城读过书后，知道这些年来新技术很多，为了更好地给乡亲们看病，巴卡坚定地说，必须要让自己跟上步伐。

　　“哪怕学到一点也行，多学点就能多看一种病!”巴卡一边说一边拿起手机，小心翼翼地录着台上培训老师针灸的姿势。在巴卡的心里，遍布几座山的600多户藏族牧民，就是支撑他一直学习的动力。

　　谈起一路风尘，巴卡眼睛一亮，把脚下布袋里的酒壶拿出来说，有酒有肉，就是好日子，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早上四点出发，从家里，骑一匹马到120公里外的大哥家，然后在公路上拦车，只要举起大拇指就好，看我背上扛着粮食，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为了搭一程路。”

　　在巴卡的描述里，他更喜欢拦大货车，因为私家车会有安全顾虑，货车不会嫌弃自己脏，就这样，巴卡在高速上走走停停换了3辆车，终于到了离玉树90公里的县城，巴卡笑着说，到县城就要坐班车了，花了42块钱，加上给货车司机买烟的钱，700公里的路，一共就76块钱。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这么远还要折腾的时候，巴卡说，为了学北京专家的本事。

　　培训课间，身上藏袍都已经磨得锃亮的巴卡，蹲在凳子下面，拿出了自己从家里一路带过来的风干牦牛肉，一边搓着牛肉干上面的肉渣，一边吹了几下说，这是我自己养的牛晒干的牛肉，然后小心翼翼的给记者递过来说，你尝尝，这是我们都爱吃的。

　　家里93头牦牛交给妻子

　　不能救人就算不上是医生

　　为了补贴家用，巴卡和妻子两个人还养了近100头牦牛，一头牦牛要养2~3年才能卖，去掉成本，一头牦牛仅能挣400~600元。自己要各处看诊送药，这些都只能靠妻子一个人。

　　在巴卡描述的日常生活里，经常背着箱子出诊，而他所说的出诊并不是走几步路。

　　“我们村子的村民分布在4座大山里，有山脚、山腰和山顶，不管谁有事儿我都要翻山越岭。”巴卡说，早上起来和妻子一起挤牛奶，白天出诊，一整天都在忙，自己4年前买了辆摩托车，儿子在上面插了一面小红旗。因为儿子说，高原上的红色很鲜艳，让爸爸在另一个山头骑摩托都能让人看到。

　　“从前总听老人说，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但后来我才发现，做医生，没有技术和药，多少个臭皮匠都没用。”巴卡回忆起做村医几十年来最痛苦的经历，现在还满是悔恨。

　　下转22版 　　1996年冬天，26岁的巴卡正在家里吃晚饭，当时已经开始陆续接替60岁父亲的出诊，晚上七点一家人正在赶牦牛回山时，一位同村姑娘匆匆忙忙跑来，说家里老人犯病急需救治，巴卡和父亲马上回家拿上药箱随姑娘跑到山后的老人顿珠家里。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症状，当时吓坏了，要不是父亲在身边，可能会哭出来。”巴卡告诉记者，当时进门老人蜷缩在门后，一位老阿姨抱着她一直顺着喉咙到心脏用手顺气，但是满脸青红，一直咳嗽喘粗气，父亲马上把整个药箱都倒在地上，发现只有感冒药，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马上让巴卡去邻村找另外两位村医。

　　在巴卡的记忆里，那天晚上的山路异常难走，近半小时后，两个村医一起到了顿珠家里，但这时顿珠已经喘息加速，全身颤抖，四个村医知道需要氧气吸入但也全都束手无策。后来，巴卡才知道，那是急性哮喘，需要支气管扩张剂，需要吸氧机。

　　“四个乡村医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村民在面前死去，那种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巴卡说，也是从那以后，自己下定决心学医学科普，学急救，让村民在生活中知道什么是病需要治，什么病需要吃药，让自己面对急性病症时不再只能看着生命流逝，要让自己的知识成为技术和药，把需要急救的患者拉回来。

　　“我要当好村民的健康守门人。”巴卡坚定的说。

　　开展培训，学了技术就用到村民身上

　　2010年春天，青海省卫计委组织省医院各个科室开展了一对一的乡村医生培训，每个乡村医生都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室去针对性学习。

　　考虑到村民的刚需，巴卡选择了对村民最有用的科室，内分泌科和外科。

　　“我之前都不知道家用血糖仪那么方便，也没想到有一天可以上门为牧民测血糖。”半个月的培训结束后，青海省卫计委出资为学习的村医免费配备了家用器械，这也是巴卡第一次拥有家用血糖仪。

　　“我把血糖仪和针用好几层卫生纸包起来，生怕磕坏了，回家路上都想象了给村民查血糖的情形。”巴卡告诉记者，没想到，回家后告诉村民一个人只需要交三毛钱就能测血糖时，村民们没有人呼应，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测血糖。

　　那以后，巴卡也才明白，要想让百姓健康，科普也很重要。于是在接下来的乡村医生培训里，巴卡开始收集各种疾病科普手册，把每一份里的文字内容整理成三类，预防类、治理类和康复类，然后自己印刷成册，分发给村民，每周开一次讲解课。

　　两年后，再一次提出集中测血糖时，很多牧民家庭蜂拥而上，部分老年人不愿意测，也会被家里的年轻人拉来测试。巴卡说，第一次全面筛查时，一共379个村民参与测血糖，其中42人血糖高于10，巴卡说，虽然这些患者并不知道血糖高于10是什么概念，好在自己知道，为村民开好降糖药后，大部分村民都控制好了血糖。

　　看似普通人都该了解的医学知识，都是在一次次培训中学到的，这也是巴卡不远千里奔波的动力。

　　说到这，巴卡笑了笑，守门人的角色要掌控全局，他们不懂也没关系，如果我懂，就可以一点点教他们。

　　“这是我的福分。”巴卡脸上洋溢着得意。

　　主办方送一套银针

　　是我没见过的好玩意

　　而此次培训，除了急救培训外，让巴卡感兴趣的是中医针灸疗法，虽然从前父亲也教过巴卡，但是相对于北京、广州的中医专家，巴卡说，我们会的太粗糙。

　　为了让当地村医学习的更透彻，培训专家让村医一个个尝试手法，找穴位。

　　“我第一次看见那么精致的银针，每一个针都是独立包装，用过一次就扔掉，看着都心疼。”在针灸教学现场，巴卡一边看老师演示，一边小声和记者说。

　　看到村医们的热忱，在培训结束后，主办方给每一个村医都赠送了一套银针，领完后巴卡小心翼翼的打开了盒子，双手拿出一根最小的针朝向太阳举过头顶，干裂的嘴唇笑的曲曲合合，他说，以后用新针给孩子治病，可能就没有那么疼了。

　　我国目前乡村医生基本是中专学历，据青海省卫计委基层司调研员丰云介绍，目前青海省共有6991名村医，一半以上都是中专学历，这其中还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得来的学历，还有一部分是子承父业，手艺都是父辈言传身教，很少有大专以上的毕业生来村里做村医。

　　“每次有培训组织来，村医都昼夜不分的赶过来学习，真是心酸。”

　　为了让乡村医生接受系统的培训，全省每年选出400个村医进行全脱产学习，学费省里承担，工资照开，但是对于庞大的医生基数而言，还是有很多乡村医生没有这种学习进修的机会。

　　加上青海省地域广阔，各个州县到省会西宁都成百上千公里，村医学习的机会就更少，这也是巴卡把这次培训看得如此珍贵的原因。

　　巴卡说，家里一共3个老人要接济，还有4个上学的孩子，半医半农是所有村医的真实生活。尽管这样，巴卡说，从没想过不做村医。“如果没有我，好几座山的兄弟就没法看病了。”

　　回家后巴卡告诉记者，后来跟着一位离玉树100多公里的兄弟乡医骑摩托走了一段路，后来又搭车、骑马，回家一点都没休息就去翻山出诊，生活一直在这样继续着。 　　相关阅读 　　乡村医生缺编制 目前，乡村医生不属于编制人员，退休后自然也没有养老金。这也是乡村医生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写照，近年来，很多地区已经开始把村医纳入卫生院编制，解决养老问题，但是国家层面仍然没有统一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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