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的李武清(化名)先生致电健康时报，诉说自己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打针时遇到的窘境。

　　2009年，63岁的李武清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好在发现及时，手术后情况良好，他和癌症一直和平共处。有些麻烦的是，术后每个月他都需要到医院开出一种名为“抑那通”的日本进口处方药进行注射，每针1700元。

　　以往，李武清每月都到离家较近的某三甲医院打针，“在八楼泌尿外科开药，一楼取药后就可以在大输液室打针，打完就走很方便”，可这次他再去，却是“麻烦透了”。

　　9月18号一大早，李武清和老伴像往常一样来到该医院一楼挂号处排队、取号，再到八楼开药。回到一楼交费取药后发现门诊输液室已经取消，门口没有任何标识，二人到服务台询问，对方却只回答“上二楼找”。

　　拖着椎间盘突出的腰和做过手术的膝，李武清拉着老伴上了二楼，终于找到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可以打针，却被告知“泌尿外科不属于服务范围，应回到原科室”。回到八楼，服务台已经有几位同样情况的患者，前台护士无奈表示只能自己来打针，将李武清和其他人引至一间不足4平米的小屋，进行注射。原来，自医院取消门诊输液室后，需要输液打针的患者，都要前往急诊科或者转往各科。

　　“为什么取消输液打针室?”这样调整让李武清来回跑十分不方便。

　　虽然我国并未对医院门诊输液作出统一规定，但截至目前，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已出台对门诊输液的限制性措施，直至全面取消。四川、广东、湖北等不少省份、地市以及医疗机构都在逐步明确限制门诊输液政策。

　　限制输液这项硬性规定是在“输液大国”越来越臃肿状态下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早在2009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医疗年输液104亿瓶，13亿人均每年输液8瓶，远高于国际年人均2.5~3.3瓶的水平。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国人对输液疗效的误区，国人有个感冒头疼发热就习惯去医院输液，认为这样好得快，但其实在西方国家，输液是仅对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使用的“最后给药方式”。

　　据调查，临床上有超过90%的住院患者接受输液治疗，但是超过95%的患者不知道滥用输液及不安全注射的风险和危害。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2012年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显示，静脉注射导致的不良反应占药品不良反应的56.7%。

　　不过，对过度输液进行强制措施的大方向没问题，医院在调整过程中也应做好配套调整，及时知会患者，把工作做细些。

　　对比以前干净便捷的大输液室，八楼的打针环境也让李武清一言难尽，他颇为不满地告诉记者，这个4平米的房间以前就是个导尿室，环境脏乱，也不一定经过消毒。“前台护士原本不一定擅长打针，护士本人也不很乐意，针头和酒精还是现找的，这样打针我们能放心吗?”李武清说道。

　　限制门诊输液之后，如李武清这样真正需要以打针、输液作为治疗手段的患者又该何去何从呢?

　　健康时报记者致电该医院咨询，工作人员回应称，门诊输液室的确已经取消，在哪里打针“不是很清楚”“需要咨询具体的科室”，而输液则需要到急诊输液室才能进行。随后记者又联系该医院泌尿科，工作人员则回应称，相关问题应咨询院办，不属于本科室工作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