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青，北京妇产医院超声科主任;国际妇产超声学会ISUOG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及中国教育大使;ISUOG中国分会执行主任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妇产超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分子遗传与出生缺陷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从事妇产科临床及超声诊断工作共30年，对胎儿畸形产前超声诊断、疑难病例会诊、胎儿先心病诊断及出生缺陷相关研究有丰富的经验。 　　

        阅读提要

　　■“我是比你妈妈更早看见你的人呀。”坐进“小黑屋”，戴上袖套和手套，拿起探头，吴青青的心里就燃起一番无法名状的特殊情谊：跟一个黑白影像中显现的小生命完成一系列例行仪式，看看她的小腿、小胳膊、小脑袋……每次做超声检查，吴青青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跟这些还未坠地的小家伙儿们说说话。 　　

       ■“你不要以为胎儿什么都不知道的。有的胎儿嘴巴有问题，当探头扫过嘴巴的时候，TA真的会捂住，不让你看的!”在吴青青看来，尽管尚未经人事，甚至眼睛还没张开，但这些机智的宝宝们保有对生最本能的渴望。 　　

        ■“当然，产前超声并非万能，”吴青青坦言，胎儿异常的变化很多，也很大。胎儿是微缩版的成人，但并不表示他们的病种就单一。疾病的复杂程度、凶险程度与成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超声医生好比勘探者，要通过探头和影像去追寻这些疾病的蛛丝马迹。 　　

        ■“B超室常年拉着帘子，医生们早出晚归，几乎晒不到太阳。”吴青青伸出手，她的指甲又白又薄。超声医生大多缺钙。出诊、会诊、病例随访，工作汇总，学术课题，翻译教程，举办会议……早上7点20分到班，8点出诊，晚上小夜门诊，10点下班是常态。没有纯粹的双休和年假。尽管忙到飞起，你却丝毫看不到吴青青脸上一丝疲惫和烦躁。 　　

        ■“怀孕后，孕妇是非常忐忑和紧张的，有些孕妇躺下，连肚皮都是硬的。”这时，吴青青会一边跟孕妇说话，一边做检查，慢慢地，孕妇的心情就平复了。吴青青认为医患关系的维护绝不是靠“套路”，而是靠同理心。对于一些可治愈的新生儿疾病，如果确诊，她甚至会为这些准妈妈们提供“增值服务”，用自己的私人友谊或工作关系，帮助这些产妇提供更好的救治机会。

　　“我是比你妈妈更早看见你的人呀。”

　　坐进“小黑屋”，戴上袖套和手套，拿起探头，吴青青的心里就燃起一番无法名状的特殊情谊：跟一个黑白影像中显现的小生命完成一系列例行仪式，看看她的小腿、小胳膊、小脑袋……每次做超声检查，吴青青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跟这些还未坠地的小家伙儿们说说话。

　　这是吴青青坐进“小黑屋”的第20个年头，但丝毫不敢懈怠。

　　手握人间“通行证”的超声医生

　　吴青青从不轻易说三个字，“没——问——题”。

　　轻轻吐出这三个音，对超声医生来说，太难了。这意味着，给一个小生命盖上一方“合格章”。探头捕捉的黑白切片，就像一张张通行证，决定着这些尚未出生的宝宝们是否有资格，借由母体，顺利渡入人间。

　　从这个意义说，超声医生还真的是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

　　“你不要以为胎儿什么都不知道的。有的胎儿嘴巴有问题，当探头扫过嘴巴的时候，她有时候会捂住，不让你看的!”在吴青青看来，尽管尚未经人事，甚至眼睛还没张开，但这些机智的宝宝们保有对生最本能的渴望。

　　“我在看她的时候，她在看我。”做了20年超声医生，吴青青在做每一次超声检查时都力求完美，不留遗憾。

　　2003年，在吴青青刚回国的时候，曾遇到一个来做超声的孕妇。刚一躺下，孕妇就“自报家门”，说自己已经在其他医院看过了，知道这是个男孩，还知道这孩子脑袋里长了个瘤。

　　“一句话，孩子能留不能留?”孕妇的诉求简单而直接。

　　尽管当时国内产筛诊断规范，都倾向于放弃这个孩子，但吴青青还是犹豫了。探头缓缓移动，吴青青紧盯屏幕锁定肿物，最终认定：尽管肿物存在于孩子小脑幕上，却对大脑其他结构没有压迫。她建议孕妇再去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做进一步观察。而天坛那边传来消息：只要北京妇产医院能判断，肿物确实是在小脑幕上的脂肪瘤，孩子就能生!

　　每两周一次的复诊检查发现，肿物虽然在逐渐长大，但它和胎儿头部的生长比例基本一样，吴青青这才放下心来。于是，这个当时被众多医院预判“死刑”的孩子，凭借一张张精确的超声图像和诊断经验幸运地存活下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孕妇都那么幸运。对于那些已被明确告知存在遗传缺陷的孩子，再盼子心切的母亲，也只能选择一场无需见面的告别。

　　有一个孕妇在胎儿5个多月时来找吴青青会诊。

　　“我一看，胎儿的腿有个明显的弯曲。”成角，意味着骨骼发育不良，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有查了染色体才知道。

　　果真，一系列检查发现胎儿染色体某个片段出现异常。追根溯源，发现准爸爸基因的某个位点和准妈妈的某个位点都存在问题，而当这两个杂合突变位点结合起来，孩子就呈现骨骼发育异常的问题。吴青青当即建议这对小夫妻放弃孩子。

　　“难道这种骨骼畸形后天无法矫正么?”面对年轻母亲残存的丁点希望，吴青青摇了摇头。由于涉及到遗传问题，即便孩子出生，将来也会面临智力等方面问题。

　　“如果孩子能确保健康存活，就不要放弃一条生命。”这是吴青青一直的信条，但即便如此，很多年轻的母亲为了规避风险，在医生已经明确建议“留下”之后，还是选择引产。“并不是每个妈妈都甘愿冒险的。”下转24版

　　超声医生的“合格章”不容易盖

　　中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出生。

　　从受精到出生，一个生命的诞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旅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都能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宝宝，然而，这其中仍约有3%的错误会发生，从而引发新生儿的出生缺陷。

　　原卫生部2012年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指出，出生缺陷与遗传病已成为造成儿童残疾、死亡的第二位主要原因。而产前诊断是控制人口出生缺陷、减少儿童残疾的有效手段。

　　在过去，产前超声筛查并不十分严格，胎儿的“合格章”很好盖。超声医生只需例行公事地看个大概，筛出一些重大缺陷就行，比如确认是否是无脑儿，肢体是否缺失，有没有心跳，甚至连兔唇也不会多看一眼。轻轻松松一句“没问题”就安慰了那些惴惴不安的年轻母亲。

　　可这样的结果呢?新生的喜悦，几乎在同时，被那些难以治疗的或预后很差的一些胎儿缺陷而彻底湮灭，进而酿造整个家庭的半生悲剧。这些绵延的痛苦，将由那些人生尚有起色的年轻父母们共同吞咽。

　　正因为了解，吴青青对产前超声诊断有着自己的“偏执”。

　　1999年，被分进超声科的吴青青有些“失望”，产前超声形同鸡肋，吴青青决定先去国外“充电”，马不停蹄通过英语考试并申请国家教育部公派留学，前往澳洲最大的母胎医学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

　　一年后，在即将踏上归国的航班时，她的行李严重超重。掀开行李箱——“小袋子”、“小管子”、一沓一沓的英文复印资料……散落一地。吴青青找到航班负责人恳求：“请一定让我把这些资料带回去!”

　　回国建系统、出诊、值夜班、发展胎儿超声心动……从早到晚连轴转，吴青青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她迫不得已只能躺在床上继续案头工作，整理出一套北京市的超声考核要求及标准切面。

　　在吴青青的带领下，北京妇产医院超声科在2003年开展了胎儿心脏超声检查，2005年成为北京市首批产前超声诊断会诊中心，承担着胎儿畸形产前超声诊断、疑难病例会诊、胎儿先心病诊断及出生缺陷相关研究工作。

　　现在，北京市严重畸形产前诊断率，从过去35%提高到现在75%，经过超声二级预防后，神经管畸形发生率从0.55‰降低到0.08‰。

　　2007~2009年，吴青青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一项涉及到胎儿生长的课题。从那时起北京妇产医院超声科建立起与国际妇产超声专家之间的联系，引进多名国际知名专家来我国进行培训和讲解新技术，逐步掌握国际指南的规范进展，不断修正我国产前超声筛查方面的不足，带动全国产前超声筛查水平提升，使产前超声诊断与国际接轨。

　　从此，超声医生不再“抓瞎”：该看什么，留哪些切面，发现哪些内容……全都开始一步步规范起来。

　　“比如说胎儿颅脑，过去只要求看是不是无脑儿，现在，我们要求要发现胎儿是否存在脑积水、脑室增宽、小脑异常等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只需留下颅脑标准的三个超声切面就能发现。”吴青青说，当越来越多的医生能用更简单的方法发现更多异常，就意味着能从根源上更大程度地推广应用，避免严重畸形的漏诊，截断一个家乃至社会悲剧发生的可能性。

　　“当然，产前超声并非万能，”吴青青坦言，胎儿异常的变化很多，也很大。胎儿是微缩版的成人，但并不表示他们的病种就单一。疾病的复杂程度、凶险程度与成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超声医生好比勘探者，要通过探头和影像去追寻这些疾病的蛛丝马迹。

　　“再选择，我还是要当一名超声医生”

　　“B超室常年拉着帘子，医生们早出晚归，几乎晒不到太阳。”吴青青伸出手，她的指甲又白又薄。超声医生大多缺钙。

　　出诊、会诊、病例随访、工作汇总、学术课题、翻译教程、举办会议……早上7点20分到班，8点出诊，晚上小夜门诊，10点下班是常态，没有纯粹的双休和年假，医院两个院区老院、东院轮着加班。单单去年，超声科门诊就看了大约28万人次的门诊。

　　尽管忙到飞起，你却丝毫看不到吴青青脸上一丝疲惫和烦躁。她永远精力旺盛，激情洋溢，是大家口中公认的“超声女超人”。“忙起来，你根本没时间去管累不累的问题。”

　　研究生刚毕业，吴青青就生了女儿，产后一个月她就“按捺不住”了，丢了根儿笔让女儿画着玩，自己啃起了书，准备考研、国外进修、发展科室……她把这归结为O型血性格的“操控”。

　　不管多忙，吴青青从不抱怨，也从不嫌麻烦，不管对工作，还是孕妇。

　　“怀孕后，孕妇是非常忐忑和紧张的，有些孕妇躺下，连肚皮都是硬的。”这时，吴青青会一边跟孕妇说话，一边做检查，慢慢地，孕妇的心情就平复了。

　　对于一些可治愈的新生儿疾病，如果确诊，她甚至会为这些准妈妈们提供“增值服务”，用自己的私人友谊或工作关系，帮这些孕妇提供更好的救治机会。

　　“我们跟首都儿研所小儿外科和北京儿童医院儿内和儿外科大夫建立了联系，发现胎儿有异常，我们会帮她咨询这种异常情况将来的手术效果，出生后什么时候去手术?”有时候，孕妇刚在医院分娩完，儿研所的救护车就来了。

　　如果遇到和染色体相关的疾病，需要做染色体检查，或者需要做羊水或脐血、绒毛膜穿刺的，根据孕妇病情，在流程当中，到吴青青手里，会帮她建一个绿色通道，做好沟通和安排。

　　尤其是对于那些当年处在“留与不留”边缘的孩子，但凡幸运地被他们的母亲留下，吴青青都格外关注。她有时还会问问这些孩子的近况，“上学还好吧?智力怎么样?”听到那边回话“都挺好的，就是戴眼镜呢。”

　　“那你们小两口戴不戴眼镜?”“也戴的。”“那就跟我没啥关系了，哈哈。”吴青青在电话那头笑开了花，心上的褶皱一下就抚平了。

　　“有时真恨不得探头一扫，就把胎儿所有的正常和异常情况都扫出来。”这两年她还翻译了《胎儿颅脑超声》，不断探索产前超声前沿，力图把最新的超声诊断技术运用到胎儿的筛查诊断中去。

　　“如果再选择，我还是会做一名超声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