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超过3亿人患抑郁症，抑郁症和焦虑疾患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1万亿美元费用(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
这组惊人的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一项最新研究，而在中国，尽管已有超过5400万人患上抑郁症，但关于中国抑郁症经济负担的研究，多年来却一直“缺席”。
“我有一只黑狗，它名叫抑郁。黑狗让我变得像个老人一样，失去食欲、烦躁不安，那些曾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忽然消失了。最糟糕的时候，所有感觉都会失去”。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动画视频《我有一只叫做抑郁症的黑狗》中，道出了每一位备受抑郁症困扰的患者心声。
你是否有过这些经历?是否知道也许自己正在经历抑郁?
抑郁症，一场代价高昂的“情绪感冒”
抑郁症总是像“感冒”一样突然出现，不分人群，不知来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世界突然都失去了颜色。”回忆起患重度抑郁症的大学四年，小谭(化名)至今依然百感交集。
小谭从小就是妈妈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自高分考入北京一所知名高校后，身边围绕着一群比她更“优秀”的学生，她开始变得低落、疲惫、焦虑。翘课玩游戏、通宵看小说……这些她曾经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在她身上发生了。慢慢地，她开始对所有的事情失去了兴趣，大学四年“混”下来，挂掉了十几门课程，经历了最后一轮大补考，才勉强拿到毕业证。
她甚至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发现小谭有轻生的想法时，小谭的父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带她去看医生，才知道孩子已被“重度抑郁”困扰许久。而毕业后的小谭整整待业一年，除去每年浪费掉6000元左右的学习费用，仅一年的治疗费用还得花掉3万元，而这些才只是一年的花费，抑郁症需要终身服药。
由此可见，3亿抑郁症患者除了精神上难以摆脱的痛苦，更难于估量的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一项由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及美国哈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开展的全球疾病负担合作研究结果显示，每年抑郁症会给全球经济造成1万亿美元费用(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而在中国，精神障碍和自杀所占总疾病负担比例将位列第一。
世卫组织心理危机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表示，抑郁症严重时，患者甚至会达到痴呆的状态，完全失去所有的功能，如不说话，不运动，不吃饭，不跟人交往，更不能学习工作，甚至会对生命构成威胁。而综合治疗，结合药物、心理、物理、心理危机干预、认知功能康复训练等治疗花费也特别大，加上间接照顾的负担支出，严重时都不能自理，且时间比较长。
“抑郁症造成的直接与间接经济负担都是冰山一角，一些严重抑郁症患者最后自杀了，但对社会、对家庭的影响却不可估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感慨：住院、药物等费用，相对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些患者丧失了对社会、家庭创造价值的能力。
海明威、牛顿、达尔文、梵高……这些耳熟能详的世界巨匠，或在抑郁症折磨下度过整个后半生，或以死亡的方式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症》中提到，抑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的沮丧、丧失爱的能力，以至于通过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而惩罚的终极体验就是死亡。
13年前已超620亿，中国的抑郁症负担账至今缺位
“最害怕的是被人知道，担心别人议论我”。小谭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想都没想过自己生病了，她不敢求助于父母和朋友，就在“纠结”中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
小谭只是抑郁症人群中的一员。《我有一只抑郁症的黑狗》，实际上是一位作家的患病自述，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也成了给自己开药的专家，但从未真的有效果，直至最后，感到自己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
世卫组织指出，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抑郁症患者，甚至在许多国家中仅有不到10%接受了有效的治疗。在陆林看来，我国有80%的抑郁症患者未能到医院接受治疗，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难以估计的。我国直到2002年一直是空白，关于抑郁症经济负担的研究迄今也是屈指可数。2004年香港SEBOD(抑郁症社会与经济负担组织)会议上对中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有一个初步估算，约300亿元人民币。当时专家普遍认为明显被低估。
2005年，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上，发布了一项由原国家卫生部、世界银行、世卫组织、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关于中国抑郁症经济负担的研究，测算结果是：直接经济负担141亿元，间接经济负担481亿元。也就是说，2005年我国抑郁症经济负担总额已超过620亿。时至今日，已过去13年。
此后，关于抑郁症经济负担仅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一篇发表在2014年《国际药物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显示，在中国每个抑郁症患者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000~6000元，间接经济损失为2000~51000元。也就是说，对于每个抑郁症患者而言，都将负担共计3000~57000元。
“抑郁症如果前5年没有及早接受正规治疗，未来的疾病负担一定很大。”杨甫德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抑郁症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甚至可能迁延不愈的疾病，也是所有精神疾病中自杀风险最高的疾病之一，临床上也确实体会到，应该对抑郁症造成的疾病及经济负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国际上，世卫组织每5年左右就会有疾病经济负担数据对比。而目前中国国内的研究，包括国家科研立项，更倾向于关于发病机制、疗效、副作用等疾病治疗技术和诊治康复，而关于抑郁症负担、社会相关因素的研究少之又少。
“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若不及时控制，所失去的生产力会令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陆林院士说。
杨甫德建议，未来应该加大卫生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和调查。从宏观的角度让公众意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
抑郁症投资一美元，带来四倍回报
“在扩大抑郁症和焦虑治疗方面，每做出1美元的投资，就会在增进健康和工作能力方面获得4美元的回报”。
《柳叶刀·精神病学》近日发布了世卫组织牵头负责的一项最新研究，首次针对抑郁症等精神疾患方面的投资带来的健康和经济收益做了估算。通过测算2016~2030年15年间36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所发生的治疗费用和健康结果发现，以心理咨询和抗抑郁药物为主的扩大治疗费用估计会达1470美元。而在劳动力参与和生产力方面改善5%所带来的价值为3990美元，健康改善会另外增加3100亿美元回报。
不过，目前在精神卫生服务方面的投资远远低于需求，根据世卫组织2014年精神卫生图集调查，政府在精神卫生方面的支出仅占到卫生预算的3%，从低收入国家的不足1%到高收入国家的5%。
“对于全球来说，如果整个医疗行业投入100元，其中会有3元的投入是给精神卫生的;发达国家在医疗行业投入100元，其中有5元是给精神卫生的;而我国的现状则是在医疗行业投入100元，其中投入精神卫生的只有2.3元”，陆林举例说，我们国家对于精神卫生的投入还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陆林认为，投入1块钱用于抑郁症研究、投入1块钱用于识别抑郁症、投入1块钱用于及时治疗抑郁症，其节省的费用支出约为5元。事实上，我国在对精神类疾病治疗上已有一定倾斜。如686项目(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国家每年拿出10亿元对有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免费服药。
全国各地区也推出以奖代补的政策，即如果患者被照顾得好，没发生过肇事肇祸，或再住院的情况，可一年奖励监护人2000~8000元，奖励的费用反过来用于患者的治疗。北京，精神科门诊的诊疗费用也纳入医保报销。
国家也在重点加大精神科医生培养，《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要求，到2020年，70%以上乡镇(街道)都要建立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不过，“目前对精神病患者的保障比重，精神科特殊药品的倾斜政策，非药物治疗的保障依旧非常不够”。杨甫德举例说，心理治疗是世界公认的甚至与药物治疗差不多甚至更有效的一种治疗方法，但在我国心理治疗收费标准很低，在北京仅收费30元。
陆林则建议，目前综合医院大部分还没有精神心理科，很多学校的心理治疗师也都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正确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医院，包括学校，应该都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精神心理科医生。“实际上，有三分之一的抑郁症经过系统治疗就能痊愈，三分之一的可控制住病情，大约70%~80%左右抑郁症通过治疗能够恢复。及早接受治疗，预后会有明显改善，而且花费都会降低。”陆林说。
如今，小谭经过专业治疗已走出阴影，自学考上研究生，她梦想着毕业后能够成为一名文字工作者，用她的故事，带领更多抑郁症患者走出阴影。
去奔跑吧，把抑郁症这条黑狗甩在后面!
参考文献
①WHO：Depression Key facts
②Lancet psychiatry : Investing in treatment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ads to fourfold return，2016
③HU TW，the economic burden of depression and reimbursement polic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2004
④Low, WCost and resource use of managing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in china. Value in health，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armacoeconom ，2014
⑤ 复旦大学卫生公共学院，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进展，《医药综述》，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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