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是忙碌的一天。八点钟准时交班，等所有的事情都结束后，已经是中午一点半了。
我打电话叫了外卖，一边等饭一边核对病人的化验和医嘱避免遗漏。这时，一个病人家属走了进来，说想和我谈谈。
病人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男性，因发热持续不退入院，口腔有霉菌感染，所以查了艾滋病抗体，目前初筛阳性。陪护的是他姐姐，我把初筛结果告诉了她，建议等待疾控中心的正式报告。
虽然我已经多次告知病情，可她还是不肯相信她弟弟得了艾滋病，又要来找我聊聊。这时候外卖也送来了，就放在办公桌上，虽然我忙碌到现在已经很累了，可是看到她焦灼的目光，有些不忍，还是说：“请坐吧!”
病人的姐姐打开话匣子，问我怎么会得艾滋病，是什么途径传播。我又耐心地再次解释。可她还是不肯相信，反复说她弟弟人品好，没输过血，没做过手术，没有冶游史(有不洁性交史)，怎么会得艾滋呢?颠来倒去就是这几句话，反复解释还是不肯接受。
转眼已经两点多了，我突然觉得心慌、出汗、手抖，知道又低血糖了，看了看只离我一臂之遥的盒饭，心中哀叹，又看到家属痛苦失神的表情，还是强压住身体的不适和内心的焦躁，决定把谈话继续下去。
这时病人姐姐又哭泣起来，说一定是化验搞错了，即使是也不能告诉她弟媳，否则家庭不保，又扯到弟媳人品如何如何……前面我还同情她，能耐心解释，但听到她不为别人考虑有些自私的想法时，不禁有些反感。
这时她又问我：“如果是你家人生病了，你会怎样?”我的耐心瞬间崩塌，又是这个问题。在我多年从医路上，病人及家属一旦质疑我们的时候都会问：“大夫，请你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是你的亲人生病了，你会怎样?”
病人及家属们，我们医护人员的亲人如何招惹你们了，每回都让你们做各种假设?我强压着火气，平静却有力地回答：“如果是我的亲人，我会让他相信医院，信任给他治病的医生!”
家属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已经两点半了，我拿过已经凉透的盒饭就着热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二哥给我打来的，我才想起来，嫂子有肝囊肿，直径十几厘米，上腹部憋胀不适好久了，我却一直顾不上带她看病。前几天他们两个人自己去人民医院看了，医生建议手术治疗，所以约着今天到我们医院住院，指望我在医院里还能照顾照顾。
二哥在电话里听见我咀嚼食物的声音，问：“你干嘛呢?难道才吃饭?就不能早点吃饭吗!”声音又是心疼又是着急。我只好讪讪地说：“有点事耽误了。”二哥心疼的说，“算了，算了，不用你陪了，我们自己到门诊挂个号，开个住院证算了!”
“那哪行啊?”我一听着急了，赶忙给熟识的外科主任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最后诚恳地说：“拜托给你了，我估计没时间去陪。”对方充分理解地说：“明白，放心地交给我们吧，有我们在!”
晚上回到家，仍然心绪难平：我已经无数次被问到如果是你的亲人生病了，你会怎么办?因为在病人和家属的心里，我们医务人员治疗疾病是内外有别的，他们总怀疑我们对自己的亲人用了更好更合理的方案。
可实际上，作为医务人员的亲人根本享受不到更优越的医疗服务，我们根本没有时间陪伴他们。
老父亲总是见不着我，他就自己坐着公共汽车从城市的西边一路倒车跑到东边来看我，还要拎着好吃的，来了还要帮我收拾凌乱的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些担心，责备他自己乱跑。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你不过来，我当然要来看你啦!”
我的同事经常是前一刻还和颜悦地向病人和家属解释病情，后一刻接到电话马上变脸皱着眉头说：“我忙呢，顾不上!”这样的表情和口吻基本上都是接到家人的电话。
我们总是把无尽的耐心送给病人，把无休止的不耐烦留给家人。有一次老爸终于忍无可忍地抱怨：“打电话给你都不愿意和我多说!”
我只好笑着道歉，不敢告诉他：我正在和一个危重病人的家属艰难地谈话，病人都九十多岁了，重症肺炎，家属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治疗效果不好。
我不和老爸说医院里的糟心事，但他会看新闻，有一次他说：“为什么那么多医闹，他们怎么不理解呢?”他有些担心，也有些无奈。他和妈妈都是快八十岁的人了，难免有个身体不适，但他们从不让我陪着看病，总是自己挪着不方便的腿脚去门诊挂号，自己办理住院，他们以为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早点给别人看完病，正点吃饭，正点下班。
我们主任的老父亲在人世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已经老年痴呆了，因为肺炎住院，主任总是在出门诊、看病、开会、学习，忙到顾不上看老人，只好托付给我们，每天我们查房时，丧失记忆的老人总是默默无语地躺着，偶尔有精神的时候，也只是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们。
有一次我去查房，主任正好也在，两个人手握着手，温情脉脉地对视，老人的眼光里透露出高兴的神采。可呆了一小会儿，他突然放开主任的手，口齿不清地说：“你忙，走吧!”
这位让人尊敬的老革命，忘了自己曾经辉煌的历史，忘了身边的人，可他残存的记忆里，还记得他的女儿是名忙碌的医生，所以仍然本能地脱口而出：“你快去忙!”
我们总是被要求视病人为亲人，其实我们辜负亲人良多，可是亲人们却以无限的耐心、理解、体谅，包容着我们。
摘自微信公众号：医学界，霍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