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不等人，是一场生命与生命间的接力。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捐献方、受益方乃至行走在两方之间的协调员和医生，都有各自的故事。
除夕之夜他重症病发
56岁的王德辉度过了他今生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2018年春节前，他回到了山东德州老家，准备和亲人共度佳节。此前，他便感冒发烧、身体乏力，但并没有往心里去。但在大年三十晚上，王德辉脸色愈发不对，整个面部毫无血色、如同黄蜡。就在人们都开始张罗年夜饭时，他被家人送进了德州当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急性肝衰竭。“我们救不了，只有上北京，不然最多活15天。”当地医生这样说。
大年初六，王德辉被转入了北京佑安医院急诊。当时的他已陷入昏迷，一到医院就被送进了ICU。“前期还能认识人，到后面脑子都不清醒了，谁都不认识了。”妻子回忆说。
佑安医院的肝病科室在北京名列前茅，但即使是这里的医生，对王德辉的病依然无能为力——戊型病毒性肝炎，属于重症，用来检测肝脏凝血功能的凝血酶原活动度仅有14%，而正常值为75%～100%，低于40%就属肝衰竭。“只有做移植手术换肝，不然没命了。”佑安医院的医生说。
时值春节，医院没有肝源和操刀医生，要换肝的话只有去武警总医院，那里可能有肝源。自2013年开始，武警总医院大力开展了器官捐献协调事业，对达到心脑死亡标准的患者家属开展工作，劝说家属捐献患者去世后能用的身体器官，以拯救他人生命。
通常一个逝者捐献了器官后，会上传到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按照就近、病情轻重、等待时间长短等原则，在具有相应移植资质的医院进行分配。王德辉一家联系上武警总医院后，等待了两天多，终于等来了一个O型血的匹配肝源。捐献者是一位年龄相仿的男性，去世后经家人同意无偿捐献了自己的可用器官。
大年初八，陈新国花了12小时完成了王德辉的肝移植手术。术后一个月，他神志清醒，在病房里等待康复。 　　远隔300公里的移植接力
同样是这个春节，31岁的张琳决定让4岁的儿子乐乐在家安心过一个好年。乐乐患有罕见病，需要做肝移植手术，他们曾在春节期间等到过一个肝源，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不想春节期间折腾孩子。“孩子一看见戴口罩的就哭。”张琳说，“只要不发病就没事”。
此前两年多，她带着儿子到处寻医就诊，最后查出来儿子患有一种遗传性慢性疾病：尿素循环障碍。具体的表现是呕吐、昏迷以及发育迟缓。
听从儿研所建议后，她转入北京友谊医院，那里有北京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建议做儿童肝移植手术，否则乐乐越大，他和其他孩子的身体和智力差异就越明显。”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这样说。
等待近4个月后，离北京近300公里外的河北石家庄市，有一对父母决定捐献出辞世孩子的器官，系统匹配上了乐乐。器官移植需要抢时间，从肝脏取下的那一刻算起，要在12小时内安装到受益者身上，越短越好。
23日晚上，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魏林乘坐最后一班高铁到达了石家庄。次日上午9点，他走进了手术室，对着那名6岁儿童鞠了一躬、默哀一分钟，随后通过手术摘取了这名男孩身上的肝脏。
与此同时，乐乐于10点50分被送进手术室，开始麻醉。10点57分，魏林乘坐高铁返程，打了一个电话给主刀医师朱志军，朱志军下令手术开始。按照手术流程，乐乐将有40分钟时间完全没有肝脏。这段时间内，张琳双手合十，不间断地叹着气。
12点51分，像拉着一个行李箱一样，风尘仆仆的魏林携带着肝脏到达手术室。张琳感叹了一句：“可算是到了。”5个小时后，乐乐被推出手术室，迎接他的是后续三天的ICU监护，但也是一段崭新的生活。 　　救一个人
就是救一个家庭
在乐乐换上肝脏前，2017年11月末的北京友谊医院里，56岁的北京出租车司机杨兵在去世后也捐献了自己的器官，包括一颗肾脏、一颗肝脏和一对眼角膜，能让4个人重获新生。
做出决定的是他22岁的儿子杨俊。杨俊说，父亲去世前几年，家里有一位远房亲戚在6岁的女儿意外去世后决定捐出器官，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感叹了几句“太伟大了”，说自己去世后也要捐献自己的器官。
父亲一语成谶。2017年11月28日晚，杨俊回到家中，发现父亲已昏倒在客厅里，立马送往离家最近的友谊医院抢救。医院无力回天，悲痛之中，在ICU病房外的杨俊想起了父亲生前曾表达过的心愿，于是，他说服家里人一致通过，然后主动找到友谊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组织，完成捐献。
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家庭，这是武警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协调员尹利华每次做器官捐献协调时都会说的一句话。从2013年起，她开始专职做器官捐献协调，即当潜在器官捐献案例发生时，器官捐献协调员就会走近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协调捐献事宜。4岁的乐乐和56岁的王德辉能够获得新生，离不开这些生死“摆渡人”的努力。
让尹利华印象最深刻的案例之一，是一位22岁的大学生。那是一名罹患淋巴瘤的女孩，她患病后，父母为了她将房产卖掉来京治病。但一天，父亲在去寄钱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当尹利华提出捐献一事时，女儿处在巨大的悲痛和自责中，强调数次说“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但当天晚上，女儿主动打电话给尹利华，同意捐献。“我身边的人一直在帮助我，我爸爸现在不行了，能帮助别人也是好事，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家庭。”女孩说。
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黄子懿/文 　　2015年起，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全部由公民器官捐献，从顶层角度开始大力推动器官捐献。虽然大众已对器官捐献概念不再陌生，但多数潜在捐献者仍然选择拒绝。在中国人传统的死亡殡葬观念里，保留逝者躯体的完整性依然重要。相比之下，年轻人的态度似乎更加积极。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调查，他们中70%的人愿意捐献出身后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