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3月14日,当今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去世,享年76岁。1963年,21岁的霍金被诊断为ALS(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当时医生说他最多可以活两年。
我在ICU病房见到老叶的时候,他已经醒了。刚醒来的他恼怒地瞪着前来探视的儿子,像是在做无声的抗议。儿子惴惴地叫他:“爸爸,你看到我吗?”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已经无力转头和挥手,唯一能够由他自由控制的只有眼睑。
老叶是一个“渐冻人”,他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已5年多。这次,疾病影响到了他的呼吸肌群,他插了管子,上了呼吸机,被收到我们的ICU。
通过霍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大众也对ALS有了大致的认识:肌肉渐渐萎缩,力量越来越小,不能行走,不能支撑身体,直到不能呼吸和进食。这个过程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但是不影响大脑的功能。“渐冻”是一个很确切的形容词,形象地概括了一个人被禁锢到一具逐渐冻成冰的躯体里的状态,这是一种没有办法治疗的渐进性疾病。
“他在恨我。”老叶的儿子不知是后悔还是难过,失魂落魄地离开病房。“他说过,不要呼吸机,他要死在家里……”
我接触过太多这类病人,中国的家庭很少为了讨论死亡而坐下来开个家庭会议。老叶卧床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已经数年,自己在害怕中遥遥等待这一天,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当他想和小辈诉说对死亡的要求时,子女们或是回避,或是劝慰,不肯接茬:“老爸,多想什么呢,现在好好的,说不吉利的话干什么?”
“想想以后,你是打算让他气管切开,带着呼吸机长期生活在重症监护室里,还是到某个时刻,拔掉气管插管……”我问小叶。
“你做任何的选择,我都能够理解,但请你一定要把他的要求考虑在内。”我语气肯定地要求小叶。“我知道,我回去再商量商量……”小叶哭着走了。
通常,对于这样的病人的命运,最残酷的决定因素,是钱。有高比例医保支持,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大部分都会支持下去;而没有足够财力的家庭,会选择放弃。
活下来的病人,在ICU用着呼吸机,继续着“渐冻”的过程,生活状态每况愈下。终于,连脸上飞了个苍蝇都无力驱赶,直至因并发症死亡。被放弃的病人,他的家庭成员要面对一个清醒着“被放弃”的死亡过程,简直像是亲手对亲人处以极刑,其中的自责和恐惧,恐怕会终其一生。
“我们没有这么高的报销比例来支付ICU的住院费,我妈妈要求带他回去。”小叶第二天来的时候对我说,他惶惑不安,不敢正视我的眼睛。
“拔掉管子吗?”我问小叶。气管插管从插进去的那一天起,就是老叶的生命线了。拔管后几分钟,他的呼吸肌群就会无力工作,他会无法呼吸窒息而死。
小叶捂住眼睛,停了好一会儿,说:“我给他买了个无创呼吸机,我从病友微信群上看到的,这东西能支持他在家里生活一段时间。”
无创呼吸机不能用在这样的病人身上。“你没办法把医院的ICU病房搬到家里,吸痰怎么办,万一停电呢?而且他还需要鼻饲和导尿。”我把现实的困难亮给他看。
“我先休息一阵子在家里照顾他。”张皇失措的他,声音低不可闻,恐惧地问:“他最后会很痛苦吗?”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
这次我破例让小叶在老叶的床边待了很久,老叶用勉强能动的手指在儿子的掌心里写字,再由儿子一个字一个字猜出来。说一句话,要用起码半个小时。
重症监护室不允许家属陪护,但是他们需要交流,老叶需要向儿子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愿。这是一个神志清楚的人,在决定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我觉得破这个例理所应当。
“我父亲同意气管切开,切开之后,带着我买的机器,回家去。”几个小时后,小叶满面油光,神情疑惑,到办公室来找我。
“气管切开?”我很诧异。老叶的想法之前非常坚定,不做气管切开。我问老叶:“你同意气管切开?”他的眼睛表达了坚定的同意。
老叶希望回家,我明白了。他的决定里有害怕,有期望,在心理的曲折和纠结后,他选择了中间路线。这在医疗上,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无创呼吸机无论怎么使用都很难支持气管切开的病人。但是,对于这个疾病,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都只是用何种方式通向死亡的问题。既然他自己彻底明白,我们就需要帮助他达成自己的愿望。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为老叶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用小叶买来的2万元的无创小呼吸机,接上气管切开套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小叶每天在探视时间,都会向ICU护士学习吸痰和鼻饲、学习护理导尿管和气管切开套管,那个执着劲让人觉得难过。
每次早上查房,老叶都会露出很开心的笑容。这是两周以来,他最舒心的表情。看得出,他很盼望回家。备好了氧气瓶、吸痰机,那天,老叶被接回家去了。随后的日子里,小叶给ICU打过几次电话,问吸痰的问题,问导尿的问题。
40多天后,老叶死于肺部感染。小叶给金远医生发了一个短信:谢谢您,给了我机会,让我最后和父亲相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最终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自己家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没有确定的对与错,老叶在他自己选择的那条道路上,到达了彼岸。
这是这么多年来,让我明白最多的一位病人。对于很多疾病,医生做不了什么,那是在基因层面属于病人自己的“命运”。在那个关键的点上医生能做的,只是告诉病人,每一个选择意味着什么,然后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尽可能帮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下去。
终究,我们应该达成的,不是生命的长度,甚至不是生命的质量,而是病人在最后时刻的盼望和满足。
摘选自《医述:重症监护室里的故事》,殳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