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说的是“小家”，着眼的是“大家”。
好家风是记忆，是烙印，更是孩子美好的未来。家风涵养对孩子的成长，比单一的成绩和分数更为重要。
葛均波：替人着想当个好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左），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今年新春，我郑重地穿上了一件崭新的唐装给大家拜年，并且自豪地告诉大家，这件并不奢华却十分喜庆贴身的衣服是我母亲亲手缝制而成。
我并非出生医学世家，我的母亲只是山东省五莲县葛家崖头村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平凡的她却用特有的勤劳、善良、淳朴，耐心帮助我们几个孩子形成热爱工作、家庭，友爱他人，积极努力克服困难的人生观。
在我印象中，母亲始终是面带微笑的。小时候，家里不大，兄弟们结婚生子后一大家人扔挤在一个老房子里，母亲和大家族每一个成员不仅从来没有红过脸，而且协调得井井有条，很是和睦。对待我的祖父母也很有孝心，当祖母91岁卧床不起后，母亲也承担起照顾祖母的重任，把祖母的床铺、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从没有一句怨言。直到祖母三年后安详离去，母亲也因此在村里有着“好媳妇”的美誉。
曾有一位80多岁的冠心病患者从外地赶来，一定要我给她装支架。可详细了解老太太的病史后，我认为她的血管病变属于稳定性病变，只要不干重体力活，不会出问题。反而植入支架后需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物，有脑出血风险，放支架弊大于利。结果患者和家属都急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葛医生就是不愿意做这个手术。情急之下，“假如您是我母亲，我一定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脱口而出。
这句“假如您是我母亲”完全从心底发出，最终说动了患者。我想，这应是母亲替人着想的教育对我的潜移默化。
健康时报记者 尹 薇
王建业：做事之前先学做人
全国政协委员：王建业，北京医院院长
父亲给我的教育非常正统，他和母亲都是军人出身，带着那一辈老共产党人的深刻烙印。高中时，我忙着考大学，父亲却坚持让我先入党。我现在还记得他当年深夜赶批文件的场景，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先学做人，脚踏实地，对得起良心。
16岁那年，我随父母到新疆，高中毕业后就下乡了。在农村当知青的经历，让我感受到缺医少药的严重性。村里只有一位没上过学的乡村医生，没有其他医疗保障。老百姓生病了一般靠扛，扛不过去才看医生，医生一看没治了，就拉回来死在家里。当时我就觉得学医能直接为百姓服务，于是在恢复高考后直接报考了新疆医学院。那时条件非常艰苦，考点在县城，离我们那儿有20公里，由于没有交通工具，知青们就结伴步行过去，一走就是4个小时。
这段艰苦的经历也积淀了我从医的态度，不要害怕吃苦。当然，选择从医，就等于选择了一条吃苦的路。做医生就是这样，无论你是在睡觉，在吃饭，还是刚下飞机，或是家人团聚，需要你上阵时，就得穿上白大褂挺身而出，不容片刻犹疑。
现在对待子女的教育和学生的培养上，我也常跟他们说，无论是做官、做生意、做学问，先把人做好，至于吃穿用度，实用就好，不要过分追求物质上的消费和享乐。我很少换手机，我孩子更是如此，手机屏碎了好久也没见他换。每次我提及，他都说“还能用”。我想，这也是受我们家风的影响。 健康时报记者 梁 缘
朱同玉：做医生是个良心活儿
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家风历来是有传承的。对我而言，家风就是小时候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并把正确的观念传授给自己，从而影响整个人生。
在考上医学院之后，我父亲在送我从家乡菏泽到青岛的启程路上，嘱咐我：“做医生是一个良心活，患者都遭受了很多痛苦，千万不要再加重别人任何经济负担，在做医生的一辈子中，绝不要收受病人红包和任何好处，更不可以暗示患者回报。”
我毕业后做了外科医生，并最后成了一位专攻肾移植的泌尿外科医生。学医的父亲并没有规定我学哪一科，我就想啃下肾脏移植这个硬骨头。在我看来，肾移植手术难度不一定比移植其他脏器高，但供体来源却成了必须跨越的屏障。在我手术的肾脏来源中，家庭成员是主要供体。其中绝大多数是父母为孩子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脏。作为医生，我用了多种方法帮助成人的肾脏顺利进入孩子体内工作。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叫田世国的律师对母亲撒下的“美丽谎言”。他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悄悄捐给身患尿毒症的母亲。当我问他为什么要为母亲捐赠自己的肾脏之时，他告诉我自己也已为人父，深能体会父母对子女虽然没有豪言壮语，但时刻挂念孩子健康的感情。田世国也因为孝行，被评为了2004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谁说肾脏能在至亲之间的传递不是一种可贵的家风体现呢？
我查房时，常常会给年轻医生和医学生讲怎样做医生，我要求我所在医院的任何一个医生，都要有同理心，同情心，慈善心。这也是我们科室、我们医院的“家风。”
健康时报记者尹薇，下转2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