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中国义务教育，要直面一个难题：减负之后，孩子去哪里?2月中旬，教育部等四部门出台通知，部署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长期以来，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三点半现象”：三点半之前，孩子在校学习，责任在学校;三点半之后，孩子在家生活，责任在家长。上班族绕不开这个时间差，只能把孩子塞进托管班等。可是，校外机构大清理，校内作业大减负，“三点半后”的孩子，谁来接手?

　　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态说，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事实上，很多地方亦在积极探索，比如南京的“弹性离校”、北京的“课后一小时”、上海的“校后服务”等。可从实际看，家长似乎并不买账。

　　校内“三点半后服务”遭遇曲高和寡的境地，还真不是中国家长太矫情。第一，某些“三点半后服务”有点敷衍塞责。有家长反映说，“上一年的美术是涂色，这一年还是涂色，浪费时间。”不花心思、只玩形式，真以为“三点半后服务”就是看看孩子?家长用脚投票，不过是揭穿了“皇帝新衣”。

　　第二，“三点半后服务”缺乏市场活力。数据显示，至2016年，中国在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教育机构有1.95万所，此外还有培训机构在工商、劳动等行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的，总数约为20万家。公共财政提供的“三点半后服务”如果只有免费的吸引力，估计腰包鼓起来又不想娃娃输在起跑线上的中国家长，迟早还是要回到更有竞争力的培训机构去。

　　“弹性离校”也好、“课后一小时”也罢，还应在校内做文章。“三点半后”关爱，需在两个层面破题：

　　一是校内服务既要重数量，亦要重质量。教师是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他们超额的付出如何体现、正常的休息如何补偿、额外的服务何以规范，都需要制度设计予以考量。二是可考虑给双职工家长“接孩子假”。耽误的工作，加班补上。政协工会界委员在两会上呼吁，要遏制过度加班现象。眼下来看，把过劳加班的权益兑现出一部分来接孩子，未尝不是个双赢的主意。

　　“三点半后”的关爱，是家长的刚需，亦是公共治理的责任。让孩子健康成长，让家长安心工作，公共服务在“三点半后”的作为，还可以再实惠些、踏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