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 房颤的导管消融手术在国内治疗费用平均是9万人民币甚至更低，但美国医院的中等价位是9万美元，高价的医院甚至可以达到15万美元左右，换算汇率，就是国内的6~10倍，这还只是医院收取的治疗费，如果把越洋路途、住宿、中介等费用算在内，总花费得在国内的十倍以上。
■ 上海仁济医院肾移植肾移植受者术后一年带肾健康存活率达95%以上，五年移植肾健康存活率超83%，十年生存率75%。2016年肾移植例数排名第一位是美国(19858例);第二名是中国(9019例)，且中国是世界肾移植总例数前五名(第三名巴西;第四名法国;第五名土耳其)唯一的亚洲国家。
■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是近6年来全世界完成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医院，儿童肝移植后5年生存率达80%。目前，中国每年儿童肝移植手术量超过全美同类手术量的2/3、全欧洲的儿童肝移植手术量。
■ 从2014年开始，我国的心脏瓣膜治疗效果就已经世界领先了。而且我国患者的血管走行和器官尺寸等方面都很不适合国外瓣膜，很多国外器材也不适用于中国患者，在手术技术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出国治病不仅浪费，而且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 “目前神经外科领域的所有疾病都没有必要再去国外治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张国刚在谈起我国神外发展时很骄地说，现在301医院、天坛医院、湘雅医院等很多三甲医院的专家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中国医生已经走向了世界，国内患者是时候停下去国外治病的脚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姚焰说。虽然在整体医疗治疗质量排名中，中国并非名列前茅，但对于很多领域的重大疾病治疗，特别是心脏病、器官移植、神经疾病、血液病等领域，国内的诊疗技术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房颤患者到国外被反推回国
手术价格是国内10倍
“去年，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来我这里做手术，问我是否知道他为何找到我，”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姚焰主任医师介绍说，“这个患者告诉我，是因为他去了美国，那里的白人医生推荐回中国找我做，他才决定回到国内找我。”
房颤是心房颤动的简称，这也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发生率不断增加，70岁以上人群可达10%。
“就北京而言，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分别是世界上最大和第二大的心脏治疗中心，无论是技术，还是设备，都是世界一流。”对于已经从事房颤治疗近30年的姚焰而言，国内的房颤手术在全世界面前都是“一流的”。
姚焰告诉记者，房颤的导管消融手术在国内治疗费用平均是9万人民币甚至更低，但美国医院的中等价位是9万美元，高价的医院甚至可达到15万美元左右，换算汇率就是国内6~10倍，这还只是医院收取的治疗费，如果把越洋路途、住宿、中介等费用全都算在内，总花费得在国内的十倍以上，除了价格不合理以外，手术后续过程也会陷入尴尬：手术后续有3个月的观察、调药和后期指导，只在国外手术，远远不够。
“现在一些家庭轻易去国外做常见病手术，动辄几十乃至上百万，更可悲的是，患者并不知道国内只需要几万甚至更少的费用就能达到同样的治疗水平。”
另外，姚焰还把中国大陆房颤手术和香港做了比较，香港的私立医院，让很多患者慕名而去，但其实很多私立医院一年的手术量往往不如内地的大型医院一个大夫的手术量，而且香港的手术费用大约在数十万港币，也是内地医院的数倍。至于有人说手术量大不代表质量高，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对于北上广等顶级大医院的优秀专家而言，集中了十三亿人的复杂疑难病例经验，也有最好的设备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这种说法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根据阜外医院心外科郑哲主任在国际心脏领域权威学术杂志发表的大数据结果显示，例如在冠心病搭桥手术方面，阜外医院的手术死亡率达到甚至优于美国最顶尖的心脏中心的水准。
肾移植总数居世界第二
一些医院术后五年存活率85%
“在来北京检查前，父母一直在凑钱，想送我去国外做肾移植”。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的肾移植受者孙超告诉记者，到这以后才发现，完全没必要。
孙超现在已是术后第5年，虽然家人还不敢让他干重活，但每天开车接送女儿上学，在家里的小店卖货已完全没有问题。
和孙超一家有相同感受的还有来自美国的知名专家。“来中国之前，完全没有想到中国的肾脏移植水平已经达到了和美国同样的高度，很想和中国团队建立长久的联系，希望中国泌尿外科的手术视频能够在明年(2018年)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上进行播放、交流。”作为全美最杰出的肾脏移植外科医生之一，同时也是即将召开的2018年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主席的Dr. Matthew Cooper，在2017年访华时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田野这样说。
同时，Dr. Cooper在北京参观时也对泌尿外科对供肾切取术所进行的多项改进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他认为，与现在美国各大移植中心所通用的技术相比，中国的技术在血管处理、并发症预防以及缩短热缺血时间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如果不是美国知名专家这样说，也许很多老百姓都还不知道，中国的肾移植在最近几年飞速发展已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上海仁济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移植免疫委员会委员张明告诉记者，虽然我国的肾移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半世纪以前，但更多中国人对本土肾移植技术的认知却依旧还停留在最初发展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依然有患者“砸锅卖铁”出国手术的原因。
为了让记者更好地了解我国肾移植现状，张明给出一组数据：截至2017年底，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一家移植中心就已经开展各类肾移植术1800余例，其中活体亲属间供肾肾移植180例。张明主任介绍道，器官捐献不仅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随着我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的大爱环境的形成，我国会有越来越多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经由移植的先进技术恢复健康。
对于肾移植受者十分关心的，术后移植肾存活时间的问题，张明表示，国内这一指标早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上海仁济医院为例，肾移植受者术后一年带肾健康存活率达到95%以上，五年移植肾健康存活率超过83%，十年生存率75%。随着对肾移植排斥反应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免疫抑制治疗的持续进步，以及宣教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病友配合度越来越高，可以预期未来移植肾的远期存活率将会越来越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的官方统计，2016年肾移植例数(活体捐献+逝世后捐献)：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共完成19858例;第二名就是中国，完成9019例，而且中国是世界肾移植总例数前五名(第三名为巴西;第四名是法国;第五名，第五名是土耳其)唯一的亚洲国家。
小儿先天性胆道闭锁成强项
全新肝移植技术走向世界
“妈妈我爱你，别扔下我。”9岁的胖胖(化名)在一次性吐血500毫升后，哭着对妈妈说。
胖胖是一个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女孩，在尝试各种保守治疗后，病情还是不断恶化，第一次见到记者时，胖胖手里不停地摆弄着洋娃娃，胖胖白皙的皮肤、童真的眼神让人觉得，如此美好的面庞怎么也不会和这种残忍的疾病有关联，而那时，胖胖就已经是一个在等待合适肝源进行移植的患者了。
几个月后，胖胖的妈妈给健康时报记者发来短信：手术成功!胖胖已经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了普通病房。
记者日前再次联系到胖胖的妈妈时，得到的消息是：胖胖已经回到学校上学，这个世界没有放弃她。
说起这个孩子在九年的挣扎后回归美好的世界，还要归功于国内飞速发展的先天性胆道闭锁终极治疗——肝移植。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大约有近三千名儿童，由于各种先天性疾病导致婴幼儿终末期肝硬化，死亡率超过90%。其中，最常见的先天性胆道闭锁，由于胆管“实心”、胆汁无法排出，造成患儿不可逆的肝损伤。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治疗，他们中的90%会在1岁以内因为肝功能衰竭而死亡，唯一的诊疗方式就是肝移植。
作为近6年来，全世界完成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医院，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副院长、肝脏外科主任夏强给记者展示了一组数字：该院儿童肝移植后一年存活率达93%，5年生存率达80%。目前中国每年儿童肝移植手术量超过全美国同类手术量的2/3、全欧洲的儿童肝移植手术量。
这样一组数据，已是国内胆道闭锁，小儿肝移植成绩的最有力证据。
其实，除了儿童肝移植，我国成人肝移植也已经达到世界最领先的行列。
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志军表示，近年来，我国肝癌发病率逐年增长，全球55%的肝癌发生在中国，这个基数非常大。截止到2016年，中国仍有9000万慢性乙肝患者，其中700万人因严重肝脏疾病和癌症发病风险需要紧急治疗。对于终末期肝病患者来说，肝移植是延续生命的唯一方法。
而在我国肝移植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肝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也稳步提高。国内多家大型肝移植中心的患者在肝移植后5年存活率都达到70%以上。
谈起自己被同行称道的全新肝移植技术“米诺辅助肝移植”，朱志军告诉记者，因为肝源紧张，医生由于救人心切，做了很多新尝试，渐渐就成了新技术，不断地得到世界上的认可。
“2017年夏天，我一直在国外参加各种肝移植论坛讲座，向世界介绍这种新技术。”为了更好地让记者了解这种“神秘新技术”的原理，朱志军拿起笔纸在办公桌上画出了移植步骤：两个患者都在等待换肝，一个是因为肝脏不能分泌A导致了A1疾病，另一个患者是因为肝脏不能分泌B导致了B1疾病，两个患者的病情都已经不能再等了，我便把两个患者的肝脏分别切割一半，然后进行互换。
这样每个患者体内都有一半自己的肝脏和一半来自对方的肝脏，就都能分泌A和分泌B，也就都不会有A1疾病和B1疾病了。
事实证明，手术很成功。
朱志军指着办公室唯一的挂件——墙上的刺绣说，这就是当时接受互换肝的患者中的一个，在手术成功后亲手做的刺绣。
心脏瓣膜治疗世界领先
外国瓣膜不一定适合中国人
人的心脏有四个瓣膜，分别为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心脏的瓣膜薄如纸，当瓣膜狭窄、关闭不全时，心脏的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导致心肌肥厚、心房或(和)心室增大，心脏的收缩功能下降，最终发生泵衰竭。“很多患者在诊断出心脏瓣膜病后，第一反应就是去国外，觉得国外的科技发达，手术也会做得更细致，稳妥。”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汪芳表示，其实自从2014年开始，我国的心脏瓣膜治疗效果就已经世界领先了。
201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阜外医院心内科首席专家高润霖和阜外医院副院长、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跃进一起宣布，中国第一个经导管瓣膜病临床试验首次取得成功，这也标志着我国瓣膜性心脏病经导管治疗的时代来临。
“与20年前相比，中国心脏瓣膜病的病因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绝大部分患者都是风湿性心脏病。”杨跃进副院长介绍，现在成人外科病房的瓣膜病患者多是老年退行性瓣膜病，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心脏瓣膜狭窄和关闭不全。常规的瓣膜病治疗是开胸手术，切除破损瓣膜和植入新的人工瓣膜时，患者的心脏必须停止跳动，风险很高，很多患者因此失去手术机会，而中国最新的主动脉瓣膜置换术属于微创，费用比进口的低1/3，这对于不断老龄化的中国来说，意义非凡。
三年后的2017年，中国在瓣膜性心脏病领域又传捷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成功完成首例国产J-Valve瓣膜上市后经心尖途径TAVI手术。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薛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的病人无法经其他路径完成TAVI手术，心尖途径是目前唯一的手术路径。
“目前TAVI手术是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技术，手术时通过小小的导管，不用胸部切口，无需体外循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创伤，减小手术风险。”薛松告诉记者，由于避免了传统的开胸、体外循环和心脏停跳，因此对于不能耐受传统心脏手术的病人尤其适用。目前，国外治疗高危主动脉瓣狭窄的主流术式，在国内也可以没有压力的完成，心脏瓣膜患者完全可以在家门口就做上世界一流的手术!
另外，“我国患者的血管走行和器官尺寸等方面都很不适合国外瓣膜。”除了我国医生的手术技术在世界领先外，汪芳在谈及心脏瓣膜患者出国手术时也很忧虑，很多国外器材不适用于中国患者。
国内治脑胶质瘤无懈可击
神外大咖奔走世界传医术
“目前神经外科领域的所有疾病都没有必要再去国外治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张国刚在谈起我国神外科发展时骄傲地说，现在301医院、天坛医院、湘雅医院等很多三甲医院的专家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说到这，我不得不说我国神经介入放射学的凌峰。”张国刚提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曾多次在世界神经外科大会和神经介入放射学大会上做专题报告，并应邀到法、美、德、日等国家去讲学。
在神经外科领域，还有很多专家都会在国外交流后吸引很多国外专家前来学习，很多国际神经外科高级会议专门播放我国神外领域的手术视频去学习，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国际威望，国内患者都没有理由舍近求远。
而脑干胶质瘤是脑肿瘤中最复杂、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疾病。目前依然是脑肿瘤中致残率、致死率和复发率最高的肿瘤。
荧光显微镜、超声刀、术中磁共振、伽马刀，这些手段不仅让中国胶质瘤治疗多样化，而且让这种萦绕在病患身边近百年的“恶性肿瘤”四个字不再被“黑色”充斥。
2016年2月，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临床著名杂志Clinical Cancer Research刊登了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毛颖团队的一项首创研究，其中显示，因脑疾病耗去的医疗费用即将达到全球GDP的10%，成为最大的医疗负担，也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健康难题。
近十年，随着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技术和设备的创新性发展、多模态融合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神经影像、神经导航技术、术中MRI和超声影像、肿瘤术中荧光显像技术、多导联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脑干胶质瘤的手术安全性和切除程度已取得了显著进步。
“追溯起来，我国神经外科也有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张国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精准医学在神经外科中的应用具有更多的依据和技术支撑，如分子影像学改变了对脑肿瘤的病理认识;手术机器人、术中导航和微创外科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使脑肿瘤的外科治疗更加精准。多模态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脑干胶质瘤的术前评估、术中治疗更加精准，术后神经功能的损伤更小，生命质量更好。
随着我国各种全新的治疗手法不断地被世界推崇认可、争相学习;各种器械在世界各地被认可、被运用，捷报频传;各个医院的专家学者奔赴在把中国医学带向世界的前线，不辞辛劳，国内的患者没有理由不再相信祖国医疗的发展。
就像姚焰所说，中国的医生都已经走向世界了，中国的患者，是时候该留下了。
参考资料
①中国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
②国际肾移植数据来源出自国际捐献与移植数据观察系统。
③PARKINDM，BRAYF，FERLAYJ，etal.Estimatingtheworld cancerburden:globocan2000[J].IntJCancer，2001，94(2):153-156.
④2016年7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肝炎日公开年度肝炎数据，涉及中国的数据信息，来源于当日新华社日内瓦分社记者传回的公开报道。
⑤Yao Y, Ye H, Qi Z, et al. B7-H4(B7x)-Mediated Cross-talk between Glioma-Initiating Cells and Macrophages via the IL6/JAK/STAT3 Pathway Lead to Poor Prognosis in Glioma Patients.[J].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A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2016, 22(11):2778.
⑥毛颖, 蔡加君, 姚瑜. 脑干胶质瘤的现状及展望[J]. 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 2015, 14(2):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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