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特约评论员  朗 渡

　　掌握着“妇幼信息管理系统”市级权限账号密码，犯罪嫌疑人在两年内累计非法下载新生婴儿信息及预产信息50余万条，贩卖数万条。这条“成都卫生系统内鬼倒卖新生儿信息”的新闻让人看了非常气愤。

　　这倒是解答了我们的一些困惑：为何产妇没下产床，月嫂广告就来了，对方不仅知道产妇姓甚名谁，还精确知道产床号?从深圳到杭州，近年来类似红灯一再亮起，本该“救人”的医卫人员想着“卖人”了，本该“挂锁”的病患信息无辜“裸奔”了，医院信息系统如何更安全?这拷问着对患者权利保护是否落到了实处。

　　仅问责个别医院并不够，信息安全程度不高是中国医疗机构共性问题。如何强化信息安全保护，已是涉及各行各业的时代命题。最近忙着抢票回家的网友也“中招”，有人非但没抢到票，反而因使用插件被垃圾短信骚扰。

　　回溯过去几年，无论聚焦徐玉玉案(因被电信诈骗近万元大学学费，伤心欲绝，最终导致心脏骤停)等个案，还是放眼“2016年个人信息数据泄露超10亿”这样的基本面，降低信息泄露风险、保护公民信息安全，已成互联网时代的急要课题。

　　互联网+时代，信息化与数据化是大势所趋，包括实现全国医保联网，就是信息时代才能有的红利，但便捷绝不能替代安全。当数据滚雪球式的放大，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高效安全地管住数据。而从一些政府部门及高校随意发布隐私信息的新闻来看，保护个人隐私依然存在认知盲区，管理能力甚至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

　　制度正在为个人信息保护立界。根据网络安全法，“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教育部已促成问题高校整改并发出预警，禁止公示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敏感信息;针对支付宝在晒年度账单活动中对隐私信息分享“默认勾选同意”一事，国家网信办也及时约谈支付宝，要求严格按照网络安全法，加强平台全面排查。

　　中国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依然落后于高速发展的网络生活。一方面，事后反应多于事前监管，而互联网的弥散性往往难以弥补信息泄露的伤害。同时，法律的保护也有待升格。能不能在民法分则中将个人信息从民事利益升格为民事权利?让个人信息权更有分量地放上时代的桌面?当法律在隐私保护中更有作为，信息裸奔乱象定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