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公开穿山甲人工养殖基地信息，东莞市林业局被告了。2017年12月28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要求东莞市林业局对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依法答复。全国首例穿山甲公益诉讼案，保护穿山甲的一方胜诉，行政机关败诉了。

　　神秘的穿山甲

　　养殖基地

　　2017年3月，因为热极一时的“穿山甲公子”事件，公益组织“绿派生态法治团队”负责人、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环境公益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李恩泽开始关注穿山甲这种濒危野生动物。令他感到诧异的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穿山甲，其养殖企业的地址、养殖数量等信息竟几乎完全不公开。

　　2017年3月23日，李恩泽向国家林业局以及广东省林业厅、东莞市林业局、云南省林业厅等7家林业部门提出涉及穿山甲养殖和保护的13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因有媒体报道称，东莞市庆丰园药用动物研究所养殖穿山甲成功，李恩泽特意向东莞市林业局申请公开庆丰园相关信息。而东莞市林业局在答复中写道，基于“防盗、防抢劫”考虑，该所详细地址和养殖数量不便向社会公众公开。

　　2017年1月2日，华盛顿公约(CITES)将穿山甲8个品种都列为附录I，完全禁止国际贸易。这意味着走私查获或者市民发现后送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穿山甲，成为穿山甲养殖场的唯一合法种源。而全国穿山甲养殖场的信息都非常神秘。李恩泽表示，推动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才更利于社会监管。

　　大熊猫的信息能公开，穿山甲不能?

　　东莞市林业局的回复让李恩泽哭笑不得。“全国有多少只大熊猫、有多少养殖基地、每个养殖基地的养殖数量、每只大熊猫的流向，都是非常公开透明的。大熊猫也没有被盗、被抢劫，穿山甲怎么就会被盗窃和抢劫呢?并且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即使是商业秘密，影响公众利益的也应当公开。”

　　李恩泽随即向广东省林业厅提出行政复议。广东省林业厅答复称，东莞市林业局的答复内容有一定瑕疵，但不足以构成违法或需要被撤销。复议结果维持原有答复，李恩泽对东莞市林业局和广东省林业厅提起了行政诉讼。

　　穿山甲的人工养殖是世界难题，它们对人工环境的适应性很低，免疫系统也极其脆弱，很容易生病。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救护中心的穿山甲要送到养殖场?养殖场养活了多少只?死亡了多少只?繁殖成功率有多少?死亡后流向了哪里?……这些信息不公开、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就可能为不法分子留下空子。

　　也许与大熊猫、东北虎这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相比，穿山甲的信息公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拿什么拯救你，最后的穿山甲

　　3版《拯救最后的穿山甲》报道版样

　　专吃活蚁，遭到捕获极度敏感，以及虚弱的免疫系统，使穿山甲养殖的成活率极低。曾在北京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担任饲养员的陈月龙曾救护过四只穿山甲，虽然他精心照料，但只存活下一只。

　　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50多年来，100多个动物园和机构曾试图圈养穿山甲，而大多数在头六个月到三年间死去。广西林业科学院从2012年开始对罚没的穿山甲进行救护，截止到2014年11月，救护的74只马来西亚穿山甲和2只中华穿山甲，多数在25天内死亡。

　　2014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其红名册上将中华穿山甲正式定为“极危”，即距离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与之相对应的是，大熊猫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到“易危”，也就是说，中华穿山甲比大熊猫更珍稀。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张立在2010年的估算，中国每年穿山甲需求量在20万只左右，用来制作中成药、中药饮片的需求在每年8万至10万只左右，约占一半。

　　实际上在我国，穿山甲的鳞甲有合法入药的配额。2007年，国家林业局发布通知，要求停止野外捕猎穿山甲的活动，所有核准的库存甲片仅限于711家定点医院临床使用和经批准的中成药生产。2016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也规定，鼓励发展人工种植养殖，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繁育及其相关研究。

　　但对于穿山甲，业内人士认为，人工商业化养殖的条件还远远不成熟。穿山甲圈养是一个巨大挑战，加上穿山甲缓慢的繁殖率，说明这种动物还远远没有到驯化饲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