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不过去的癌痛，他选择了吗啡

相比郑爱珍老人的遭遇，67岁退休老教授王广义（化名）则幸运得多。

坐在记者对面，王广义苦笑了一声：术后病情复发，一天下腹部和腰部的疼痛让我都感觉不到下半身的存在了。

第二天查房，医生建议请疼痛科医生来会诊。王广义很犹豫，“因为害怕如果长期服用止痛药，会不会上瘾？于是对医生说，再试一晚，实在不行再说。

让王广义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天晚上，疼痛更加猛烈，说到这，这个现在看起来精神矍铄的老人紧皱了眉头，抬起左手想比划着什么，却又放下了，停顿了几秒继续说，你一定想象不到，有几个瞬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人间，还是在地狱。

第二天在看到疼痛科医生时，王广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怕死，但我怕疼。

    最后，疼痛科医生为王广义开了一盒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后续开具了少许吗啡。在那以后，王广义说，没了疼痛的折磨，仿佛又回到了人间。

韩济生院士表示，吗啡在中国使用率较低有着诸多原因，一方面是公众对于吗啡的误解，一想到吗啡，就想到鸦片战争，印象非常不好；另一方面，我国严格控制吗啡，民间也不敢用。

    从医学角度来看，吗啡有止痛镇静之用，是一个天使；如果用在享乐，吗啡则是魔鬼，所以应该减少或者消除吗啡在医学上应用的恐惧感，依照规则来用吗啡，该用而不敢用不是医生吃亏，而是患者吃亏。

中国麻醉药品协会会长田卫星告诉记者，鸦片类镇痛药的临床合理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使命。要想让吗啡在姑息治疗上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避免纠纷，精准、科学的标准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吗啡医疗使用量增速高于全球，也不够

王广义曾说：“救救我吧，我不怕死，但我怕疼！”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他没说，他痛得连死的力气都没有了。

“很多癌症晚期患者从前都是有尊严、很体面的人，他们不想轻易让别人看到自己屈服、狼狈的样子。”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暨老年肿瘤科陈钒说，这些患者基本上在最初特别痛的时期都不会说出来。但疼痛级别达到7~8级时，痛苦是常人不能想象的。

我国目前像王广义这种能得到有效治疗的患者比例少之又少，对吗啡、鸦片类药物谈及色变，实际上，阿片类药物用于医疗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最初用于慢阻肺的病人，后期逐渐用于癌痛癌症的患者呼吸困难。其实只要合理科学使用，这就是所有癌痛患者的最大福音。

“2012年，欧洲呼吸专业委员会、美国胸科、加拿大胸科学会把吗啡用于呼吸困难写到指南上，大部分中国人却还在犹豫吗啡该不该用，全世界123个国家吗啡用量统计中，中国位于107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对比中美癌痛治疗现状时，李玲医师表示：“美国的姑息治疗与临终关怀的已有较为成熟的专业体系和管理规范。吗啡用于癌症疼痛的治疗是规范和安全的。”

在谈到吗啡与疼痛治疗、姑息治疗时，田卫星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0年我国吗啡医疗使用量只有211公斤，去年达到1.6吨，增长了7.5倍。同时2000年全球吗啡消耗量是20.3吨，去年全球吗啡消耗量39.6吨，增长不到1倍，我国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球的增长速度。

据2016年国际麻管局相关报告，2015年吗啡在美国的消费量是19.6吨，加拿大4.2吨，奥地利1.8吨，法国1.7吨，中国1.6吨，德国1.5吨，英国1.4吨，也就是说，中国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20%，可我们在吗啡的医疗使用方面才占4%。“另外，即使把其他所有重度疼痛止痛药加在一起，中国人均消费此类药品排名第88位，这说明我们对病人的人文关怀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止癌痛，呼唤有法可依

一位患者家属以“给临终患者使用过量吗啡”，把陆军总医院(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告上法庭），健康时报全程旁听时发现，目前我国对于吗啡使用上还没有统一、完善的标准和指南。

   “关于吗啡使用，目前只能查到一个国家食药监局在1998年发的文件，但2005年就被废了。”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刘凯表示，大夫给患者使用吗啡量和详细的对应症状，国内没有常规，鉴定结果时可依靠的依据也没有。

如何让癌痛患者可以“正大光明”地止痛？如何让医生在发生纠纷时“理直气壮”？韩济生介绍，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愿望：建立中国止疼战线联盟，“虽然这个联盟一直没真正建起来，但现在已经看到了曙光。”

如何避免癌痛是安宁疗护最为重要的一环，2017年2月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印发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的通知，其中对镇痛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指定了梯级规范。

2017年3月，广东省率先制定《超药品说明书用药指南》，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会长、中日医院全国疼痛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樊碧发介绍，在此之前，中国医药学会将用药根据列为五个层次，对全国的药检会起了指导作用，相当于给中国的医生超说明书用药开了一个绿灯，接下来的相关指南有望陆续出台。

2017年8月，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陆军总医院专家组刘端祺曾在一次关于姑息治疗的座谈会上说，在国家卫计委一个关于安宁疗护工作的会议上，已通过了出现呼吸困难的时候，可以使用阿片类药物缓解的意见。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表示，医生如何使用吗啡，能否使临终患者得到安宁，直接关系到在不能让患者完全脱离癌痛时，是不是让他走得更安宁。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去做，最终受害的是患者。

“姑息医生站在被告席”最终落幕，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医院胜诉。樊碧发表示，法律终于成功为吗啡的合理使用正名，还医生清白，这是我国疼痛治疗的重大里程碑，但这条路其实才刚刚开始走，未来，道阻且长，任重道远。

“这世界这么美好，我们哭着来，总要笑着走才好。”韩济生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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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健康时报全程跟进了一场庭审，这是北京三甲医院因姑息治疗面临的第一个医疗纠纷案。72岁的陆军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刘端祺坚持把官司打下去，是因关系到我国姑息治疗将如何发展。

一场医疗纠纷、两个小时的庭审，国内掀起有关给临终患者使用吗啡是否“存在用药过错”的大讨论，让国内姑息治疗医生们都忐忑不安。事实上，本案的患者正是吗啡用于姑息治疗的受益者。

国际上已将吗啡作为临终患者姑息治疗中治疗呼吸困难和疼痛的首选药物。美国国立癌症综合网络近十年来不断出台并更新《关于癌症晚期患者的姑息治疗临床指南》，这份指南也在美国、欧盟、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28个国家或地区达成了共识。在国内，由于尚没有出台姑息治疗的指南，吗啡中文使用说明书更新滞后，一旦出现医疗纠纷，给临终患者使用吗啡的姑息治疗医生，将失去法律保护。

令人宽慰的是，时隔半年时间，法院在充分征集各方意见后，最终得出判决：医院诊疗行为不存在医疗过错，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健康时报记者 徐婷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