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独立学者柳红和几个年轻人发起“2016，让我们谈谈老病死生”生命系列公开课，每月邀请一位有特殊生命体验的人到高校与年轻人分享生命感悟。如今，《十二堂生命课》集结成册与大家相见。

　　五十五个孩子

　　一个爹

　　朱进忠是我采访过的一位艾滋病感染者。

　　在十几年前的中国，艾滋病还被视为死亡的同义词。2001年我从佑安医院采访艾滋病患儿打车回报社，司机师傅跟我闲聊，问我去采访什么。我当时没多想就说，艾滋病患儿。

　　然后他就坐在前面特别高冷也不看我。后来车到了报社，他说：“你把钱放在后面的座位上面就行了。”

　　当时我是跑性病、艾滋病防治口的专项记者。有一段时间我在报社吃饭的时候，有的同事就跟我说：“哎，听说你去跑艾滋病口了。你胆子不小啊!你进医院采访是要穿防护服吗?”

　　尽管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但是脑子里对艾滋病依然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认知。

　　朱进忠是一个农民，他是因为卖血感染的艾滋病。他生活在河南，这里曾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过血灾、血祸等公共事件。他所生活的村子本来有三千人，但一千人感染了艾滋病，我去采访的2002~2003年间死亡人数已超过五百人。也就是说，全村将近百分之十五的人因为艾滋病死亡。

　　印象最深的是我去采访时经过村头，全是一个接一个的土堆。我开始还以为是草堆，他们说是坟，新坟，很多人就是这样离开了。

　　他们离开了，却留下了很多孩子。朱进忠所在的村子因为父母双亡致孤的儿童就有48个。

　　这些孩子没有人看管，没有人照料。这还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一些孩子是被爷爷奶奶，亲戚朋友收养了，但这48个孩子是完全无人抚养的。

　　朱进忠尽管也感染了，但他在当地算是能人，很早就开始打工赚钱，开厂子，所以家底还比较殷实。他看到这48个孩子无人看管，就把他们都接到自己家里，前前后后收养了53个孩子。这53个孩子并不都是健康的，其中也有因为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孩子。

　　此外，朱进忠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所以一共55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不到3岁，在这一阶段都住在他家里。

　　朱进忠是这样跟我说起收养这些孩子的原因的：“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也感染了，我可能活不了几年，希望我死了以后能有人来帮助我的孩子。如果我现在帮助了这些孩子，那是不是以后也可能有人帮忙照顾我自己的孩子?”

　　听了他的话，我非常震撼。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五十五个孩子一个爹》发表在北青报上。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文章刊发后第二天，我们报社门前就排起了长队，很多读者要捐款。两天的时间就捐了17万元——大家要知道，那是在2003年。还有一个机构捐了100万元现金，3天的时间总共捐款117万元。

　　结果，钱还在路上，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当地政府成立了“关爱之家”，把所有的孩子接过去。朱进忠一开始听了特别开心，然后那边最后说了一句：“所有的捐款都可以打到我们这来!”

　　后来朱进忠一直在做一些艾滋病防治和志愿关怀等工作，但在2005年他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

　　他的去世其实非常偶然，当时他从北京回家，从村口到他家要走200米的小路，当时正在下大雪，他蹚着雪回家，因此患了感冒，很快就去世了。

　　他死于艾滋病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导致的并发症。

　　在朱进忠去世后3个月，中国开始全面引进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同时我国政府强制性地免除了药品专利，后来又对所有接受鸡尾酒疗法的艾滋病感染者实行全部免费。到了2016年，中国艾滋病感染后的死亡率从我报道时候的25%降到了1‰。

　　癌症也

　　挡不住的少年

　　2006年，有一天编辑跟我说：“给你看一篇文章。”我拿过来一看，是一篇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名叫《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

　　《妞妞》是周国平先生很著名作品，讲的是他和爱人得了一个小女儿，之后发现小女儿患有恶性肿瘤，放弃治疗后只能悲伤地看着妞妞离去的故事。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文章写得特别感人。

　　但是这篇文章却说：“你们这些悲伤都是虚假的，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努力地尝试去挽留你们孩子的生命，你们只是在秀你们的‘爱’，而不是真正的爱。”

　　我看到这段文字之后就震惊了，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年仅15岁，怎么会说出这么深刻的话来?再看作者名字，叫子尤。

　　子尤的话虽然有些刺耳，但是如果仔细地一想却不得不说，他说得特别的对。

　　后来我甚至找出周国平先生的那本书重新看了一遍，不得不承认子尤的感悟直接而纯粹，说得非常对。

　　在面对妞妞的情况的时候，大部分的成年人都会被难住，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在用成人社会的观念、情感、承受能力去面对和试图感受妞妞的世界。

　　但子尤不是，他只有15岁，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得了癌症——在他14岁的时候就得了癌症。

　　当时我想，才14岁就得了癌症，确实很可怜啊。编辑说：“我们去采访一下他吧，听说他要出本书，还要开一个相关的新闻发布会。”

　　我听了很奇怪：“嗬!15岁一个小朋友!得了癌症，不在医院躺着?还出了一本书?还要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啥路数?”当时就决定要去看一看。

　　子尤和他的同学在海淀万盛书局开了一个小的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整个氛围让你完全感受不到这是一个已经得了癌症一年多的小朋友。

　　我在回报社的路上就在想，应该怎样才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的这种感受呢，以及这种巨大的差别?

　　子尤把我之前设想的关于癌症病人的那个“范儿”给打得稀巴烂，以至于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写他。为什么一个15岁的中国小朋友会写出那样的文字，又为什么他在得了癌症又得了白血病后，还能和妈妈用这样的口吻聊天：我的血怎么BIU地就喷出来了?

　　每次去见他，他都穿得五颜六色，他妈妈柳红也穿得花花绿绿的，这种作风一直持续到后来。子尤去世前两个月，我和编辑去看他们时，只能用“一对斑斓的母子”来形容他们。

　　子尤喜欢用他的笔来记录自己在身患癌症期间的感觉。他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上帝喜欢一个孩子就会送给他一个礼物，有些孩子太优秀了，上帝实在不知道送给他什么好，所以就送给他一个癌症。”

　　子尤离开，其实最难过的肯定是柳红，一个人到中年，失去孩子的母亲，想想就让人觉得难过。这种境遇，换了别人多半会一蹶不振，但是柳红不是。

　　在2010年柳红50岁的时候，她开始跑马拉松。我第一次见到柳红时，她是一位端庄美丽、书卷气非常浓的女士。几年后再见到柳红的时候，她居然成了一名运动健将。不仅人瘦了很多，皮肤也黑了，整个人呈现出很健康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尤的生命并没有停止，他在母亲奔跑的脚步中延续。

　　摘自《十二堂生命课》，柳红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