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虎吃人,我为何失去了同情心?
一位游客在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被老虎咬伤致死。昨读到这则新闻时,我近乎木然。尤其是在知道老虎被枪杀后,我的同情心完全倒向了老虎。这人类的四脚奴隶,稍有反抗即遭毙命,真是可怜透了!
至于那位游客,我的想法和很多人一样,觉得他完全“咎由自取”。明知道老虎会吃人,还要把自己送至虎口,去近距离“逗弄老虎”,“你吃饱了撑着,可老虎还饿着呢!”
晚上回想起这条新闻,还是觉得老虎死得太冤。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我对一个死去的人没有一点同情心?
一方面,恐怕是互联网的功劳。这些年我已经借助它看到了足够多的死亡。这世界,到处都是灾祸和生老病死,差不多每天都有各种纪念亡者的蜡烛在我的手机里飘摇。这些消息让我的心肠变硬了。
互联网背景下,人类的同情心会出现两种分化:一是同情的泛滥,二是同情的抑制。前者,就像居依·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当哀悼变成一种时尚,同情被矮化为一种跟风制造的景观。至于后者,其极端状态就是表现为冷漠。因为网上可以被同情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远远超过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同情的限度。
从前人们将同情奉献给自己亲近的人,而现在要把它施舍给所有人甚至包括一切生灵。道德圈的扩大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歌可泣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要去过以泪洗面的生活。与此相反,如果你博爱到为任何一个死去的生灵悲伤,你将在痛苦中度过余生。在此意义上,有节制的同情也是人类生活之必须。
我的这种“节制同情”还基于理性对感性的压制。和很多人一样,我在某种程度上反对那位游客不尊重游戏规则,他被老虎咬死完全是“自寻死路”。这种理性让我多少显得有些不近人情。或者说,我虽然同情弱者,但这一事件中的弱者似乎并非网罗天下、暴殄天物的人,而是被人当作奴隶关押起来的猛虎。
类似的恶毒同样浮现于脉脉温情之日常。记得有一次,我随一位朋友去她家做客。朋友家养了一条母犬,一进屋我就听她说“妈妈回来了”。
但当她和我说起这条母犬已被她送去阉过时,我就特别想问她,“为什么不让它给你抱个外孙子?”说到这,养狗的朋友一定要责备我以人权要求狗权了。
话说回来,对于动物园里被咬死的游客,我并非不同情其悲惨的命运,只是我憎恶人类的种种恶毒太深了,而这种憎恶淹没了我内心的同情。或者说,此刻是抽象的人类压倒了具体的个人。如此一来,这位游客只不过是将人类的“不道”变成了肉身,将自己送到了受虐的动物面前去了。
在这场赎罪仪式中,被食者仿佛变成了为人类赎罪的祭品。也许我内心有这种隐秘的愿望吧,我知道这种献祭是残酷的,但它让我内心获得了刹那的安宁。是在报复人类吗?那一刻,我竟分不清自己的所思所想是人类良知的觉醒,还是人性的幽暗。或许兼而有之吧。生而为人,一方面,我为人类的恶行感到羞愧;另一方面老虎吃的只是别人,而不是我。在这场赎罪游戏中,我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且自以为是个清醒者。
可怜天下父母,却会如此心狠手辣!
晚上八点钟,和一位兄弟下馆子。这是县城里非常普通的一家餐馆。老板娘三十多岁,在她边上还有两个小男孩。
第一道菜上来,我正准备动筷子,突然听到了一声严厉的呵斥:
“给我跪下!”循声望去,老板娘在教育她的大孩子。孩子长得面目清秀,七八岁左右。
他很乖顺地跪下了,头和桌子差不多高。接下来是他妈的各种话语暴力,最狠的几句话是:
“再不说我要用刀子把你的嘴割开。”
“你怎么不去死?!”
“不要脸……”
甚至,她假装打起了电话:
“喂,是派出所吗?快来把我儿子抓走关起来……”
与此相伴的是殴打,除了巴掌,还有铁制的衣架。
过了一小会儿,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过去劝她,希望这个发了疯的女人能扼住自己内心的那只狮子:
“您别打孩子了。有什么话好好说。您这样只会有两个结果——要么让孩子胆小怕事,什么事也不敢做;要么让他遇事简单粗暴。”
我的话让这位母亲有些惊讶:
“没事,没事,谁让他不听话……”
由于不明就里,我只能点到为止,退回了自己的餐桌。匆匆吃完,兄弟示意这个女人前来结账。出乎意料的是,她表现得极其温柔:
“143块,给130就可以了。”
“孩子究竟犯了什么错?”我问。
“我让他不要用自动铅笔,因为自动铅笔写字不好看,他偏要用。我刚发现他从家里拿了两块钱,买了一支。” 老板娘像是在为自己诉苦,觉得我刚才错怪了她用心良苦。
可怜天下父母心固然是没错的,但是不是也要可怜一下跪着流泪的孩子?
此刻我坐在宾馆里写下上面的文字,我不知道那个小男孩是不是还跪在地上。他只是想要一支自动铅笔。就算从家里拿了一两块钱,这也算不上什么过错,以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生母的辱骂、恐吓和殴打。甚至我也能够在那个气急败坏的女人身上看到生活的艰辛。而我内心又分明知道,正是这些散布于大街小巷的日复一日的侮辱、损害与暴力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与社会的未来。
摘自《慈悲与玫瑰》,熊培云著,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