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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7年10月13日> 总第1448期 > 21 > 新闻内容
协和医学院100年只做一件事
摘自《协和医事》,常青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13日  查看次数:  

  编者按:“全国人民看协和”,只此一句,就足以看出北京协和医院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而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撑起这份信任的奠基者。2017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建校100周年,《协和医事》以文字重述了协和百年,100年的风雨中,北京协和医学院坚持一件事——培养好医生。

  奥斯勒在1903年演讲《行医的金科玉律》时这么说:“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当中,用心要如同用脑。”

  在协和,晚年的张孝骞(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就支持学校新开的“医学概论”课程,亲自为刚进本科的学生讲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60年行医经验第一条:戒、慎、恐、惧

  哈尔滨医科大学内科的傅世英教授,从盛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于1950年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在张孝骞身边进修了两年多的心血管内科学。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学到的不仅是张教授的精湛医疗技术,更为他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医德所感染。傅世英日后回忆这段岁月:“不仅使我的医疗技术上了一个台阶,也使我明白了许多行医做人的道理。”

  在今天,因为价值体系的边界日渐模糊,如何成为一位好医生这个问题,似乎需要分解成三个更具体的问题:如何做一位医生?如何做一位好医生?如何做一位医学家?但在老协和,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做个好医生。

  如何做个好医生?张孝骞对这个问题的演绎是“戒、慎、恐、惧”。“如果说我行医60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这4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他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服务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在张孝骞看来,为病人诊断和治疗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千万不能满足于一次诊断。他说:“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个小学生。这不是故作姿态的谦虚,而确实是经验之谈。不管我们如何想办法使自己的诊断符合疾病实际,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阶段病情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名中年外国人到协和医院求诊。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紧急,气喘、心痛、呼吸困难,很像心脏病。张孝骞给他诊断过,虽然觉得心脏病依据不足,可一时也下不了结论。后来,他病情稍有缓和,便要求出院。不久,他突然休克,抢救不及,去世了。做尸检,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这时,张孝骞才明白,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这个例子,我曾向许多人谈过。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绝不能固执己见。”

  向病人学习

  许多在协和以及从协和出去的人,听过张孝骞“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用张孝骞的话表述就是:“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因此,在病人面前,我们永远要当小学生。”医学虽属于自然科学,但却带有社会科学的成分。构成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因为人不只是生物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经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素质。

  妇产科专家杨秀玉也曾提到,一个好医生必须从每个病人身上体会。她举了协和妇产科绒癌如何突破的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绒癌化疗在使用5-氟尿嘧啶时,需大剂量静脉匀速滴注8小时。但怎么发现的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从病人那里学到的。最初,给病人做化疗,用的都是静脉推注,由于是静脉推注,所以剂量不可能上去,同时病人的药物反应强烈。后来有一次查房,一个病人无心地说了一句:今天护士给她推得慢,所以她感觉比较好,反应也轻多了。宋鸿钊立刻把全病房的医生护士叫到一起开会,后来经过研究,把静脉推注改成了静脉点滴,又找到了8小时点滴是最佳化疗时间,副作用最小,效果最好。把推注改成点滴后,大剂量化疗才成为可能。

  1965年,杨秀玉所在的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时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医生得不停地捏麻醉机的皮球,1分钟捏16下,所有的医生轮流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劳模。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医生捏回来的。

  伟大的医生不仅治病,还治患病的人

  1882年,维也纳的一位叫作诺瑟格尔(HerrmanNothnagel)的人在就职演说中提到:“我再次重申,医学治疗的是有病的人而不是病。”人们在他的这席话中发现了新的哲学思想,他也因“成为病人的朋友”的观点而著名。他对维也纳总医院的住院医生强调,重视记录病史,因为记录一份长而详细的病史,医生就有机会与病人建立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差不多的时间,在德国也有医学家强调:医生检查和治疗“病人”,而不是“病例”。

  张孝骞后来虽然专业是消化内科,但是他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经常能诊断出其他方面的疾病。有人说:张孝骞不是消化内科专家,而是内科学家。他面对的是整体的人,而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病。

  1980年10月16日,张孝骞在日记中写:“上午在8号楼病房看两例病人。又看一门诊病例,系肝硬变,由于门肺静脉分流,有严重的缺氧,表现为紫绀,呼吸困难,Hb18g%,氧分压40mmHg,动脉血氧饱和度70%。当向有关人员说明病机,并给了有关文献。”

  吴英恺(中国胸心血管外科奠基人,编者注)的一生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和悲伤,虽多有坎坷,但对医学矢志不移,一生主持创建了3所医院、2个研究所,5个心胸外科,并在1955年当选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说:“学医不难,学成良医则不易。”

  有人问吴英恺,好医生的标准。他回答:“好坏医生的分水岭就在于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协和医院工作,当时的外科主任是美国人,他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学术贡献,但工作勤勤恳恳,关心病人,关心全科工作,了解所有工作人员的情况。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他在开创安贞医院时,为医院提的院训是4个字——公、勤、严、廉。在他看来,这就是做医生的标准。“公”就是公私分明,至少是先公后私;“勤”就是勤学、勤干;“严”是学术上的严谨,工作上要严格,做事要严密;“廉”就是廉洁,不得以医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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