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近日，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SOS救援中心等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第15届现代救援医学论坛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立体救援、规范行标。

　　空中救援亟需规范发展

　　《战狼2》中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一架救援飞机落在非洲华资工厂，为受伤的47名中国员工带来希望。空中救援如今已深入人心，但我国现实情况却相差甚远。

　　“空中救援现在火得不得了，如果这个时候出一个问题事件，我们的事业要倒退10年。”年过七旬的国内急救专家、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李宗浩教授透露，中国空中急救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但总体上才刚起步，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不规范。

　　救护车与空中救援合理比例为6:1

　　李宗浩教授是我国急救系统创建者之一，急救圈都亲切称他为德高望重的“老爷子”。1982年，作为国家经贸部外贸局首席医疗专家，李宗浩与意大利政府完成一单医疗急救相关谈判，获得800万美元赠款，建立了北京急救中心。

　　“最吸引我的是他们的空中急救，德国的救护车与空中救援比例达到6∶1，也就是出6趟救护车有1趟是需要空中救援，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1983年，李宗浩来到欧洲法国和德国进行考察，德国的斯图加特空中急救总部(DRF)令他印象深刻，德国共有40个直升机站。

　　当时还是一名年轻急救医生的李宗浩，也亲自跟随参与了空中救援，包括救治一名西班牙地中海88岁老太太，并因此获得德国科技参赞颁发的DRF荣誉会员。

　　解放军总医院急救医学中心主任黎檀实介绍，空中救援主要有两种形式，短程的直升机和远程的固定翼喷气式飞机，他们都是地面常规急救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在交通堵塞或是发生重大灾害时，能尽快到达救援现场抢救受困伤员。

　　一篇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马圣奎副院长等人发表的《我国航空医学救援装备体系建设现状及展望》的文章中提到，截止2014年底，全国共有全构型改装的专用医疗飞机11架(直升机6架，固定翼5架)，只有极少数卫生单位建有专业停机坪。我国空中救援力量与地面救护的比例离6∶1还相差甚远。

　　从地面网络进入立体救援时代

　　医学救援是一个行业，救援医学是一门学科，立体的救援模式势在必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透露，目前国务院正在修订制定院前急救管理条例，今后政策性问题将有条例依据，类似救护车过路费、黑救护车管理等问题将得到多部委协同有效管理。

　　此外，以空中急救为试点，国家的相关部门也正在修订制定灾害事故管理办法。

　　焦雅辉表示，中国是个灾难多发的国家，围绕灾难灾害，现代急救是个多学科特点的一个体系，包括急救、急诊、创伤、麻醉、护理等，从地面的救护车，到提供空中救援，我国急救需要从地面网络出发要建立立体化救援体系。

　　从事医学救援近60年，李宗浩见证了我国各类救援系统的建立和发展。

　　停泊在宁波港的和平方舟号866医院船，满载排水量15000吨，船上有300张病床，各项医疗硬件设施相当于三甲医院水平，采用的减振降噪措施，能有效缓解海上航行的振动和噪音问题，堪称一座“安静型”的现代化海上流动医院，已成功执行过亚丁湾护航、菲律宾台风灾害等多次海上救援任务。

　　9月3日至5日的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期间，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也派遣了1架专业航空医疗救援固定翼飞机及配套航空医疗救援设施提供保障服务。

　　目前，航空医学救援已是许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最有效的救援手段，发达国家的航空医学救援体系比较成熟。比如在德国，救援直升机15分钟能到达国内任何一个地方，美国大部分地区享受20分钟直升机救援的服务保障，瑞士、加拿大、日本等国家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较为完备的空中救援体系。

　　相比之下，我国建立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构建海陆空立体化救援网络已是当务之急。

　　名不正，则言不顺，当前出台一项国内公认的空中救援规范标准，是李宗浩教授和国内救援专家们最着急的一件事情。

　　国家主管部门对国内空中急救标准化非常重视，2017年4月，国家相关部门专门组织了国内各直辖市急救中心和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及999中心等国内顶尖机构负责人，正在筹划年底出台空中救援行业的规范标准，以弥补我国现场救援安全评估和保护功能等知识技能空白，早日建设好我国重大灾害应急医疗救治体系。　　空中急救体系发展阻力重重

　　谁来出钱买飞机?一位急救领域权威专家透露，我国医疗机构目前救援飞机很缺，一架普通直升机需要6000万～7000万，依靠政府投入基本不可能，目前国内只有极少数类似999急救中心的医疗机构，能拥有自己的直升机或固定翼救援飞机。

　　目前国内遇到地震等灾害时，救援人员大多缺少医学临床经验，不够规范和专业。比如，最近一次云南鲁甸地震中，空中急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国内医生医疗水平不低，但现场救人抢救，安全救援评估等规范还很不够，不是拿着急救包就可以上的。”李宗浩表示，我国低空救援初步开放后需求越来越大，但空中救援专业性很强，我国在人员资质(3～5年行医资格)、装备标准(世界航空标准)、硬性流程(空中急救培训考试)都远未达到要求。比如飞机上听诊心脏听不见、心电图受到干扰等，救援中缺乏规范，问题不少。

　　除此之外，李宗浩坦言，我国航空医学救援体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探索阶段，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模式。“医学要直面灾害，医生和医学应该冲出医院围墙，走入现场的院外急救。”

　　传统的财政式建设投入，单纯依靠政府巨额投入，社会公益性效益短期内实现，但维持运行及配套设备的后期费用巨大，达不到预期效果。而民营通航企业自发的运营策划行为，又建立不起惠众体系格局，完成常态化航空医学救援任务难，比如，国内部分有联合商保和医疗机构的模式，但因保费高，大众接受度低，提供的是高端医疗消费形式，社会公益性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