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内科：一次沟通激发患者生存渴望

　　受访者：杨臻，中日医院肾内科护士

　　对于很多老年慢病患者来说，身、心都受到疾病的折磨，有时候，护士的一次沟通，可能会挽救一条生命。

　　2016年9月，一位70岁的老人住进了中日医院的病房，慢性肾功能不全四期，即将发展到五期尿毒症阶段，住院半个月后，水肿越来越严重，起不来床，呼吸困难。杨臻是他的责任护士。这位老人曾是一名大学老师，在半个月的护理中，杨臻也与老人建立了深厚情谊。

　　不料，在一个晚上，老人竟要割腕自杀!他手腕上划了很多刀，但因没力气，刀口不深，加上值班护士发现及时，没有生命危险。杨臻第二天一早到医院马上去看老人，了解到老人之所以想自杀，是觉得这样躺着床上，什么都要靠别人，感觉非常无助，怕浪费国家资源，也怕因此拖累老伴和家人。

　　为了让老人摆脱这种消极情绪，杨臻跟老人讲述：“我爷爷跟您一样，也是一位老师，前不久，他查出了肺癌晚期，还有骨转移。虽然他承受着巨大的疼痛，可一直特别坚强，还安慰家人。”杨臻说，爷爷一直到离开时，即便疼得起不了床，都没有给家人带来负能量。因为他的坚强，全家人的痛苦也小了很多。

　　看着老人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一些，杨臻继续劝说，虽然他的病不能治愈，但可以维持治疗，很多透析患者还能活十几年到二十年。“但如果您现在这样离开，对您的家人造成的创伤和自责就永远无法弥补了。”

　　听完杨臻的话，老人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说：“好，我答应你，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

　　一直到现在，这位老人还会经常到医院复查，虽然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但心情好了很多，也很配合治疗，家人跟医院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传染科：就算职业暴露，依旧初心不改

　　受访者：邵英，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护士长

　　很多人认为，在传染科工作，也就意味着一天24小时86400秒钟，每一秒都存在被传染的风险。邵英，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的一名护士长，曾经历了这样一次风险。

　　那还是在20年前，在艾滋病门诊给一位病人验血的时候，邵英不小心把针头扎进了自己的大拇指。当时的她已怀孕七个月，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血往外挤。

　　“当时就是觉得自己太不小心了，没有过不干护士的想法”，邵英说，害怕万一被感染了，影响到孩子。庆幸的是，患者检测结果为阴性，邵英在一次次复查后也显示没有问题。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邵英在以后的操作过程中更加谨慎，也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

　　但也正是这次经历，让邵英在艾滋病门诊20多年来，都特别能体会到艾滋病患者(或携带者)恐慌、焦虑的心情。在她看来，虽然艾滋的治疗手段已经很成熟，但他们不敢告诉家人、朋友，更不敢让单位领导、同事知道。护士在心理方面应该给他们很好的接纳，对病不对人。“一个和蔼的笑容、一句安慰的问候、一个温暖的眼神，都能够给他们莫大的支持。”邵英说。

　　2017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一份简报，由护士提供艾滋病毒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中的患者在12个月中的全面留存率显著要高。证实了由护士主导的艾滋病毒防治服务与护理质量显著相关，甚至在实现全球卫生目标方面起核心作用。

　　邵英也曾去台湾学习艾滋病的个案管理，一个护士负责150个患者。只是病人越来越多，邵英所在的门诊也越来越忙，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有7000多个患者，但仅有10名护士。对于做好中国大陆艾滋病的个案管理，邵英有更多期待。

　　如今，邵英那个“让人担心”的孩子已经上高三了，而她依然在艾滋病门诊一线岗位上。

　　儿外科：唤声小名，减轻患儿恐惧和痛苦

　　受访者：王煜，首都儿科研究所手术室护士

　　“在儿科当护士，往往要付出更多的细心、耐心和爱心。”王煜，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一名手术室护士。每天，她与医生并肩，拯救患儿于生死之间。

　　大部分孩子在进手术室前都是嗷嗷叫的大哭，王煜只能“连哄带骗”。小孩儿都爱吃，王煜就会说：“宝贝儿，跟阿姨进去看看里面有啥好吃的。”有的孩子性格急躁，发起脾气来一个耳光就扇到王煜脸上。王煜一边忍着，还得一边哄着孩子。“就当是自己家孩子，能哄就哄，病了也挺可怜的。”

　　在首都儿研所当护士8年，虽说见过不少危重症的病例，可因为接触的是孩子，每次她都会特别触动。

　　有一次，正赶上王煜值夜班，一位4岁急诊车祸伤的孩子被送到首都儿研所。孩子伤得很重，被一辆大车碾压，两条腿骨头断了七段，会阴部被碾压得一塌糊涂。孩子的意识已经很微弱了，母亲哭得泣不成声。

　　王煜拍了拍母亲的肩膀，“您平时都怎么叫她?”母亲唤了一声孩子的小名，孩子微微睁开眼睛，看着母亲，特别懂事，不哭也不闹，眼神里充满着坚强与不舍。去手术室的一路上，王煜叫着孩子的小名，一直说：“宝贝儿没事的，一会儿就不疼了。现在别睡啊，待会儿进了手术室，阿姨叫你你再睡。”

　　有时候，护士一句平凡的话语，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给患儿和家属很大的鼓励。

　　在专业方面，王煜是个完美主义者，她形容自己“有强迫症”。她有个习惯，在手术流程出来后的前一天，会提前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哪怕是一根缝针，事无巨细，她都一一过目。因为她所在的小儿神经外科手术的时间一般都很长，她不想术前准备耽误手术时间。

　　她知道，能少一分手术时间，孩子的痛苦、家长的焦灼也能减少一分。

　　精神科：病人牙印成了刻在身上的记号

　　受访者：张卫东，北京大学回龙观医学院精神科护士长

　　张卫东是北京大学回龙观医学院精神科护士长，也是一名“稀有”的男护士。

　　被病人抓一下、挠一下，骂几句，拿唾沫吐几口……这些对于精神科的护士都很常见。张卫东也未能避免。

　　一位患有双向情感狂躁症患者因排斥住院，情绪极度失控，张卫东不得不将他按在床上。“我要去安抚他，跟他说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他，等他平静下来后，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流血”。张卫东说。

　　更不幸的是，这位患者还是位乙肝携带者。众所周知，乙肝是一种可以通过血液传播的传染性疾病。此后几周，张卫东一直在吃药、复查、再复查中度过，好在最后排除了被传染的可能，但直到现在，牙印依旧清晰可见。

　　而让张卫东忘不了这位病人的，除了身上留下的牙印，更是他出院时，深深的鞠躬和“对不起，谢谢!”这句话。这种感激，让张卫东即便是受到攻击时，也从来不会后悔选择这份职业。

　　“刚开始心理上会有些不平衡，但长时间接触这个行业之后，会发现得精神类疾病的患者，本身已经很可怜了，在发病期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再去计较，对于他们也很不公平。”

　　像张卫东一样，80%的男护士都在精神科。碰到病人情绪极度失控的时候，男护士往往要第一时间要冲在最前头。“值班时，一天要当成32小时用。”张卫东表示。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妨碍提供治疗和护理的主要障碍中，就包括缺乏精神科护士。据统计，我国注册精神科护士3万人，平均每10万人有2.2名护士，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3名护士。

　　北京医改之后，精神科的护理费提高了30%。让张卫东感受到了精神科护士在逐渐被重视。过去，当身边朋友问张卫东做什么工作，他只会说自己在医院，对于护士这个身份闭口不提。现在，当别人再问起的时候，他会很自豪的说：我是一名男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