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倪萍在《朗读者》中朗读了《姥姥语录》，感人泪下。姥姥去世后，倪萍写了本《姥姥语录》，姥姥年轻时说的那些话，就像萝卜、白菜一样，不值什么钱，却是最顺口、最对胃的好东西，下到锅里就养命。

 

什么日子都是掺和着过

好些人问我，你们一大家子住一块儿乱不乱啊？没有矛盾？

乱是乱，可没有矛盾，从没吵过架红过脸。

姥姥说：“管哪儿的肉皮都好撕开，就是脸皮不好撕。撕一块儿一辈子脸上都有块儿疤。”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概七八年吧，我们家十几口子人都住在一起。两个表妹、一个妹夫、侄女、儿子的爷爷、爷爷的保姆、姥姥、妈妈、儿子、我、先生、先生的弟弟、弟妹都住一个院儿，阿姨恨不能一天做八顿饭。张三吃了，李四还没起床，王五出去，赵六还没回来，家里像赶集一样。姨舅、哥嫂再来，多大的餐桌都挤得满满的，每次吃饭都像在开会。

那些年是我最忙的时候，每周要录栏目，还有各种节日晚会的直播，可怪了，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工作忙，心里静，每天快乐得只剩下笑了。

什么日子在姥姥眼里都是掺和着过，对比才知道好赖。“不看看小的，不知道自己老了；不看看床上躺着的，不知道自己能坐着多好。”姥姥九十多岁了还能满屋子走。

儿子的爷爷长年躺床上不能自理，姥姥没事就上去陪老人家聊天儿，一个山东人，一个河北人，谁也听不懂谁说的话。爷爷两个耳朵都背，姥姥是左耳朵听不清，右耳朵也不太好使。可你常看见他俩坐在一块儿又说又笑，其实都是各说各的，根本不知道对方说的啥。两个人抢着说，抢着笑，一声高过一声。九十岁的姥姥还给八十岁的爷爷倒酒，倒一杯洒半杯。湿了床单，姥姥还瞪着眼说，爷爷又尿床了。笑死我们了，也笑哭我们了，人世间的温暖，两个老人的良善，是那样地打动你！

看不见的爷爷心里最有数，哪只手是姥姥给他搓的，哪只手是阿姨给他搓的，他的报答方式就是给姥姥唱上一段当年打游击时在白洋淀唱的河北梆子。姥姥无数次地叮嘱我们要好好伺候爷爷。

姥姥说：“老天爷的眼二十四小时都睁着，你干的事他都能看着。”

大事、小事姥姥都用心过，她说她不累，习惯了就不累。

不累的姥姥其实累了一辈子，我最有体会。

偷的东西蒸不熟

收麦子的日子是水门口的节日。

院子里、村口路边的大道上、生产队的场院里，堆的全是麦子，金色的水门口。

麦子收完了，没用的闲人就开始上山捡剩在田里的麦穗了，我自然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可那时麦子金贵，收麦子的人已经把地皮都翻一遍了，哪还有几棵剩麦穗啊？我常常是挎着个空篓子去，提溜个篓子空着回来。

姥姥依然鼓励我：“明天还去捡，捡一个姥姥也不嫌少，捡多了，姥姥就用你捡的麦子给你做大馒头吃。”

第二天我真的捡着了，一大篓子，是从生产队场院的麦子垛上“捡”回来的。我邻家的舅舅在场院看场，我挎空篓子路过，人家说：“小外甥，从那麦垛上抽一把吧，上哪儿捡去？地里连个麦子毛儿都没有了。”

我懵懵懂懂地知道这生产队的东西不能拿，可又懵懵懂懂地觉得拿了也没人知道，这一篓子麦穗能蒸好几个大馒头呀。

回到家姥姥把我捡的麦子晒上了，过了好几天，我问姥姥我捡的那麦子怎么还没蒸上馒头。

姥姥从碗柜里拿出一小团生面：“这麦子也不知道咋了，怎么也发不起来，怎么也蒸不熟。你这是哪儿捡的？”

“我……”我到了也没说。

又过了几天，我依然没吃上馒头，打开碗柜，那团白面发黑了，布满了一层灰蒙蒙的毛绒线。

“姥姥，这是我从生产队的麦垛上拿的。”我还挺委屈地哭着。

姥姥说：“怪不得蒸不熟啊，公家的东西拿回来那就叫偷，以后可不敢了，偷的东西蒸不熟。”

当天晚上姥姥就给我蒸了一锅大馒头，每个馒头上还用胭脂点了红点。我永生记住了那馒头上的红点，记住了公家的东西不能偷。

粮是姥姥的命。那么少粮寡食的年月，姥姥肯浪费那么大的一团面来教育一个五岁的孩子。

早年间，孩子多的姥姥家秋粮没下来之前常常就青黄不接了。人家都是去借点粮，渡过难关，姥姥从来不借。

姥姥说：“肚子都空着，你借人家的把自己肚子填满了，人家的肚子就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净说些有用的话。”

姥姥的“动手”很惊人，秋玉米还没长熟、长透的时候，姥姥就掰下来煮着吃。最会算账的姥姥看来这真是不会过呀。

姥姥说：“少收个三四十斤，明年使使劲就省出来了，孩子饿着肚子可耽误长骨头了，过了长骨头的年龄，这辈子也长不出了。借的粮食孩子吃了骨头是软的。”

姥姥一辈子吃半饱，早年是省着粮食，现在是省着寿命。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想起有次记者问我的主持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我说：“我的老师是我姥姥，她教我要说人话。”

“用心看着人，用心和人说话。别觉着自己比人家高，也别怕自己比人家矮。”我从第一次拿起话筒做主持人，脑子里就有姥姥的神情。

把语言打碎了，把心放平了，把文词拆开了，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话说出来。念了几本书，知道了一些文字也不用显摆出来，“人家一看房子结实不结实，就知道你地基打得多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

有一次我带姥姥坐出租车，司机师傅说啥也不收钱，“难得有机会拉倪大姐，就算我为你服务一次吧。”十六块钱，我俩推来推去，谁也不放弃。

最后姥姥接过钱往师傅手里一放：“你这个同志，这是你的工作，哪好不收钱？要是上你家吃顿饭，你要钱俺也不给。可你还得交单位钱，还得买汽油，你大姐挣钱比你多，你挣个钱不容易!”

日后凡是遇上不收钱的司机师傅，我多半都是说姥姥这一套话。连我儿子都会了：“妈妈，你怎么每回都和老奶奶说的一样？不会换个说法？”孩子，妈真的找不到比这更实在、更管用的话了。在姥姥面前，我的语言真是太贫乏了。

还有一次，词作家曹勇回家给他母亲过生日，回来跟我们感慨一番。

“我们兄弟几个这回都凑齐了，我妈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都动筷子了，可我妈老往厨房跑。一看，老太太从挂着纱布帘的碗柜里拿出一大碗都冒了白泡的剩冬瓜汤，咕嘟咕嘟往肚子里倒。我回身就把客厅里那一桌子菜掀了，我说：‘咱们哥儿几个现在都算是能人、名人了，可咱妈还在喝着馊了的剩汤剩饭，咱谁知道？咱谁留心过？咱妈喝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喝，我们他妈的还有脸坐在这儿喝酒！”曹勇说他连说带骂地把兄弟几个全说哭了，他自己最后哭得不省人事。

回到家我跟姥姥学了这段。

“就是写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那人，我上中央台的第一台晚会他就是撰稿人。”

“他还写黄河泰山？我看他写小沟小坎儿也不行。怎么就不知道他掀了这一桌子菜赶不上让他妈把这碗剩菜汤喝了？当妈的心儿子一辈子也不知道，么（什么）是甜，么是酸？孩子有出息，妈喝酸水也是甜的。孩子更不懂，妈的肚子是铁肚子，管吃么也坏不了，就是不能吃气，文化人净办些不文化的事。”

姥姥又补了一句：“不过这也是个好儿子。”

好和坏在姥姥的眼里不那么分明。

“你先说么样算好么样算坏？坏人身上有好，好人身上有坏，没有坏透了的人，也没有好得一点儿毛病没有的人。”

姥姥绝不是混淆是非，她就是这么过的一生，这么手心手背地丈量着日子。大难担过，大福也享过，从从容容地过了九十九年。  摘自《姥姥语录》，倪萍著，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