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烟草业讨论控烟，无异于与虎谋皮

　　一方面肩负立法和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却又要增加生产销售、促进烟草产业发展。怎么可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全国政协委员吴明在历年政协会议上，“大胆”地给工信部和烟草专卖局写下了“不满意”。

　　早在2007年4月，为了履行《公约》，国务院批复成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由发展改革委、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烟草局等部门和单位组成。然而，2008年，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组长单位调整为工信部，恰恰是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

　　正是这些调整，给中国控烟带来了10年麻烦。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目前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杨功焕透露，1984年，国务院将轻工业部烟草专卖局改为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2008年开始归工信部管理。作为烟草税收依赖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干扰依然存在。

　　钟南山院士认为，我国的控烟单位和烟草销售单位都是工信部，一个部门又卖烟又控烟，这种设置显然不合理。不容忽视的是，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一直“政企合一”，是国内唯一没实现政企分开的部门!

　　每年两会都会提，钟南山、许桂华、杨功焕、吴宜群等多位专家也一直呼吁。然而10年来，却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以烟盒包装为例，烟草利益方“死守”这块阵营，如今中国烟盒包装健康警示，连《公约》中要有“导致具体疾病警示”的基本要求都没达到。多位专家指出，原因就是中国烟草专卖局作为烟盒包装主管单位，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以履约名义把应对《公约》策略变成国家条规。

　　对此，吴明委员呼吁了整整7年。从2011年起连续每年递交烟草包装印制警示图形提案，并多次联名数百名委员签名，2011年共9个界别、281名委员，2012年共7个界别、212名委员，2014年共10个界别、168名委员......

　　而面对这些提案，工信部和烟草专卖局的答复，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是“利”大于“弊”，要么是WHO并未强制要求印制警示图案。到现在为止，依然只有一句“吸烟有害健康”这种模糊的话语，几乎没有警示效果。

　　这些都让吴明感到特别气愤：经济发展是为了人民生活更好，但如果因此失去健康甚至生命，如何能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与烟草业讨论如何控烟，无异于与虎谋皮”，新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说，烟草业正凭借政企合一的优势，跻身于由工信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委组成的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中，并参与履约具体事宜，干扰中国的控烟履约行动。

　　错位的组长，控烟需剔除烟草利益方

　　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占全球总数30%的烟民，7亿多人饱受烟草危害，每年超百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如今，谈起中国烟草，依然是贴满了类似的标签。烟草危害，不言自明。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控烟不应当追随者，而是倡导者。在吴明看来，中国政府签署《公约》表明中国政府完全认同烟草对人民健康的危害，并承诺实施《公约》的各项控烟原则和措施。

　　而推动控烟，需要完全排除烟草利益的影响。施贺德博士旗帜鲜明地说，即便烟草公司是政府所有，也应在政府履约部门与售卖烟草公司间建造一座“防火墙”，把两个功能完全分隔开。

　　施贺德博士对此立下决心，世界卫生组织会持之以恒的说服政府，最终实现有烟草既得利益的机构不在履约管理机构当中。

　　姜垣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成功的案例，泰国烟盒改了三次，第一次就是有烟草公司参与，其中有3个是烟草公司提供，印上改版图案后做了个测试，烟草公司提供的几乎无警示效果。后来，第一步工作就是排除烟草公司干扰，之后有警示效果的图案终于印上了烟盒包装。

　　“控烟的立场和态度首先都必须站在健康的角度上。”杨功焕建议，应立即调整我国控制履约协调领导机制，国家烟草专卖局代表着烟草业的利益，应退出控烟履约协调机制。工信部作为烟草业的利益攸关方，也不宜继续牵头控烟履约工作。

　　那么，交还的组长，应由谁来负责?

　　钟南山院士指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控烟工作都是由卫生部门开展，建议控制吸烟工作应该由卫生部门来推广，进行更有效的“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

　　早在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成都市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李铀提出《加大力度推进“控烟”的建议》，认为应由原卫生部牵头实施控烟履约，而不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工信部，以避免牵头部门与烟草行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造成“控烟”的阻力。

　　姜垣则建议，控烟不仅涉及卫生部门，还关乎其他部门协调，第一选择是交国务院领导，并应加入教育部、广电局、农业部等跟控烟有关的众多机构，稀释工信部和烟草总公司的分量。

　　吴宜群说：“到现在还记得拿着两角三分钱下楼给母亲买烟的情景，如果坚持让母亲戒烟本该更长寿，不希望别人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