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器官捐献者家属

　　与供体最后告别。

　　不止一次被同行当面驱逐

　　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在北京各个医院的ICU病房，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无效逝世，“潜在待捐”案例便存在于这些患者之中。王璐需要奔走于各大医院，向同行传播器官捐献理念，并争取合作机会。

　　但在最初，即便是她的医生同行，不认可的也不在少数。她曾不止一次被同行当面“驱逐”。

　　有一次，王璐去一家医院，想与相关负责人谈器官捐献的事情，等所有患者就诊完毕，她上前刚说了开场白，对方便回敬了干脆的两个字“出去”。还有同行质问她是哪个科室的医生，直言“我这儿是救人的，你是来干吗的”，似乎她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誉。

　　最难过时，王璐曾哭着跑回佑安医院。她说自己作为一名年资不低的大夫，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人“像赶垃圾一样赶走”。

　　面对逝者家属，王璐遇到过更加激烈的拒绝。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脑瘤晚期放弃治疗，丈夫想捐献妻子的器官，但是处于悲痛中的患者母亲反应强烈，知道此事后在办公室将王璐骂了近两小时，认为医院没能将女儿救活、还想摘取女儿的器官，“良心都被狗吃了”。

　　怎么能死后再挨一刀?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朱乃庚：公文包总是鼓鼓的，里面装有潜在器官捐献者的详细资料;手机24小时开机，半夜接到电话就往医院跑;一边紧赶慢赶，一边琢磨着怎么和患者家属沟通;即便说好了也常遭遇临时变卦……朱乃庚自称，“那种感觉就像灵魂在孤独的黑夜里彷徨、呐喊。没有强大的内心，真不知道怎么坚持。”

　　这些年，朱乃庚跑遍安徽几十家医院，患者家属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十之八九都是反对、拒绝。

　　一位因车祸颅脑损伤患者，经全力抢救未果，医生初步判定达到脑死亡。朱乃庚得知后第一时间介入，和患者的爱人、女儿聊了两个多小时，耐心地讲解捐献的流程、伦理、法律、政策等相关知识。“当时好像看到了希望，家属表达了捐献的初步意向，不料还是竹篮打水了。”因为患者其他亲属知道了，都说“怎么能让人死后再挨一刀?”最终家属表示不再考虑捐献了。朱乃庚认为，保存遗体完好的传统观念仍是器官捐献面临的最大阻力。

　　一个生命逝去，一个生命重生

　　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当经过了艰难的沟通协调后，在通过器官捐献网络系统通知等待器官移植的受体时，薛瑾又常常经历着另一种悲痛，“因为你会发现，需要拨10多个电话才能找到受体，不是对方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等到这一天，已经提前走了。”

　　薛瑾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每天面对着死亡，却又每天面对着新生，这种死生之间的交替，让自己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

　　医院重症监护室10号病床一直刻在薛瑾心里。

　　2014年的一天，10号病床的患者宣布脑死亡，家属同意将器官捐献，肝脏被移植到了同医院另一位患者身上。12个小时后，受体手术结束，住进监护室，正好被安置在了10号床。

　　看似巧合，却似乎有一种天命的安排，“12个小时前一个生命逝去，12个小时后一个生命重生，也许那位捐献者已经被火化，甚至家属已带着骨灰盒正在回家路上，而在这里躺着的人则会带着捐献者的器官延续生命。”薛瑾说。

　　在我国，器官的捐赠是无偿的，并且器官捐献采取双盲原则，即供体和受体双方之间不能互相知道对方信息。“但是很多器官捐献者亲人想知道接受器官的人过得好不好——他们把对方当成了自己亲人，或者说自己亲人生命的延续，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发消息，询问对方的情况。我会负责转达受体的近况，以给他们心灵的慰藉!”

　　综合自新华社新媒体专线、新京报网戴轩、人民网孙振、新疆网丁璐、四川新闻网杜玉全等文，四川日报付辉/摄

　　面对家属的悲恸

　　常常开不了口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宋蓓：16岁女孩娜娜，因被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被医生宣布脑死亡。那天凌晨宋蓓接到单位电话，娜娜病情加重正在抢救。她赶到医院时，面对一个家庭的悲恸，不知该如何开口。她怕自己的一句话、说话的语气甚至一个表情，都可能让家属反感。尽管目的崇高，可这毕竟是家属难以接受的事。

　　娜娜的父亲态度坚决，“不捐就是不捐!”就在宋蓓感到无望时，娜娜的叔叔说：“孩子回不来了，她的器官能在别人身上活下去，有啥不好?”这句话扭转了整个局面。最后，娜娜的父亲同意了。娜娜捐出了一对肾脏、一个肝脏和两只眼角膜，这至少可以让五个人恢复健康或延长生命。

　　娜娜离世后，她父亲含泪说道，“女儿住院以来一直没洗过头，我想让她干干净净地离开。”按一般程序，整理遗容该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完成，清理头发也应用酒精棉球擦拭，而宋蓓和同事拿来自己的洗发水，用温水为娜娜的遗体洗头发。等她父亲再次见到女儿遗体时，这位农村汉子嘴上没说太多，只是眼里含泪摸着女儿干净柔顺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