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田 茹

 

 

　　儿童免票，该免几个?

　　现象：“在东莞，有一次我乘公共汽车从樟木头到清溪，儿子三岁，女儿还不到一岁，结果上车后售票员说‘一个大人只能带一个小孩，另一个小孩要买票。’”福建省龙岩市一位女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为此她还和售票员发生了口角，闹得很不愉快。

　　规定：《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九条：每一成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身高不足1.2米的儿童，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买儿童票。《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第十四条：带领两个以上身高不满1.3米的儿童乘车，一个儿童免票。

 

　　近日，“一位成人只能携一名免票儿童”的规定引起热议。

　　杭州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乘坐火车，一个孩子5岁，一个不到1周岁，都在免票范围内，但这位妈妈买了一张火车票后被拦下要求补票，理由是一个成年人只能带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要买票。

　　在独生子女时代，这样的规定被大多数人忽略。进入二孩时代，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两个孩子，家长们怀里抱着小的、手里牵着大的出行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不少人呼吁，二孩时代，这项老规定是不是该改改了。

　　“在东莞，有一次我乘公共汽车从樟木头到清溪，儿子三岁，女儿还不到一岁，结果上车后售票员说‘一个大人只能带一个小孩，另一个小孩要买票。’”福建省龙岩市一位女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为此她还和售票员发生了口角，闹得很不愉快。

　　“我坐车比较多，经常看见有家长对此不满，有时甚至会跟乘务员吵架。”

　　据了解，之所以要对符合条件的儿童采取免票政策，主要是对儿童的一种福利政策，毕竟不管是乘车还是进游乐园，年龄较小的孩子所占用的空间和资源都很少。但是，免票权只有一个，除了表明这种福利政策不能没有限度，也有相关方面的利益之外，同时还因为一名成年人携一名儿童，能有效保证儿童的人身安全，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尽管如此，学者们建议，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应适当放开对免票儿童的人数限制。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向贤认为，现在的规定，既限制了公民出行的权利，也限制了儿童的福利。过去经济短缺，福利待遇有限，但随着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方式的调整势在必行。在家长可以保证两名儿童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要不要对孩子进行免票处理，应该提上政府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庄渝霞博士认为，乘车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对儿童和妇女的福利态度。现实中仍然存在不少女性想生二孩却不敢生的犹豫心理，这也跟社会福利政策上的滞后有关。营造有利于生养的社会环境，有助于让更多女性和家庭积极响应生二孩的号召。因此，交通等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对此类乘车规定进行商讨和调整，给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更多的福利。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政策调整，比如南京出炉了新版的南京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乘客守则，其中规定，身高1.3米以下(含1.3米)的儿童可免费乘车，没有限制人数。

　　希望这样的福利可以惠及更多地方。

 

 

　　哺乳室，要不要建?

　　现象：“每次我都趁人少的时候躲在办公桌下面挤奶，却时不时被不知情的同事凑过来，看我在干什么。”“几乎每天都为挤奶的问题发愁，单位能用的地方我都用过，杂物间、会议室、吸烟室，不管在哪里挤奶内心都很忐忑，总担心奶挤到一半，有人过来。”

　　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条：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妥善解决女职工在生理卫生、哺乳方面的困难。

 

 

　　母乳是婴儿成长最自然、最安全、最完整的天然食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纯母乳喂养6个月，此后再继续母乳喂养至2岁。

　　二孩放开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妈妈们加入哺乳队伍。然而，实际生活工作中，坚持母乳喂养的妈妈们会面临多种压力。

　　《2014中国妈妈母乳喂养现状及相关行业消费行为调研报告》显示，90%的公司未设置哺乳室，21%放弃母乳喂养，其中背奶环境恶劣是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哺乳室，85%职场女性都有在卫生间挤奶的经历。此外，空房间、仓库、更衣室也都是职场妈妈的选择。

　　“不管有没有味儿，每次在厕所挤奶，内心对宝宝都充满了愧疚感。”一位职场妈妈很是无奈。

　　“每次我都是趁人少的时候躲在办公桌下面挤奶，却时不时被不知情的同事凑过来，看我在干什么。”

　　“几乎每天都为挤奶的问题发愁，单位能用的地方我都用过，杂物间、会议室、吸烟室，不管在哪里挤奶内心都很忐忑，总担心奶挤到一半，有人过来。心情紧张，奶慢慢也就变少了。”

　　这些妈妈们的无奈和尴尬，仅是因为缺少一个10平方米的哺乳室。

　　“如果单位能够为职场妈妈建立哺乳室，对于职场妈妈坚持母乳喂养，兼顾家庭与工作会有最直接最有效的帮助。”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人口与健康研究部主任茅倬彦介绍。

　　“我们曾对二孩妈妈的母乳喂养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多数女性产后六个月母乳喂养都较好，但是6个月、特别是8个月以后，不得不选择断奶。”茅倬彦介绍，外企特别是大型外企在这方面较为完善，但国企事业单位却很少有设施支持母乳喂养。

　　哺乳室稀缺，导致母乳妈妈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6年5月20日，厦门多名妈妈走上街头哺乳，呼吁建设哺乳室。

　　2016年7月31日，广西南宁地铁上近60位妈妈进行“快闪哺乳”，呼吁人们关注支持母乳喂养。

　　“第一次喂奶，她紧贴着我，吸呀吸呀……”静静虽然是第二次做母亲，但在哺乳时她依然感受到不可名状的神圣感。而正是这种神圣感，让妈妈们有了坚持的理由。

　　然而，相关法律出台多年，哺乳室仍旧稀缺。茅倬彦认为，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建立哺乳室，其实是有助于提高职场妈妈劳动生产率的。

　　“但倡导性的规定，其结果就是企业可执行可不执行。”茅倬彦建议，在一定条件下，对建立哺乳室有一些强制性措施，有助于哺乳室的推广建立。

生了孩子，谁来看?

　　现象：“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单位都有哺乳室或托儿所，每天喂奶时间虽然不多，但是我还是能够去哺乳室喂孩子。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哺乳室和托儿所反而不见了。”著名儿科专家张思莱医师曾在其新浪微博中称。

　　规定：《幼儿园工作规程》第二条：幼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第四条：幼儿园适龄幼儿一般为3周岁至6周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幼儿园管理条理》、《幼儿园工作规程》为依据制定，用以指导幼儿园的教育工作。

　　当问起要不要生二孩时，大多育龄女性会顾虑，生了谁来帮着看呢?

　　“生了老大，婆婆就搬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但这中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摩擦，想想生了老二，这个过程又要重来一遍，心里不免打怵。”一位犹豫生二孩的妈妈感慨。

　　“放开二孩后，家里的老人忙不过来了。”一位新妈妈介绍，“自己的妈妈原本打算过来帮忙，但哥哥家生了老二，嫂子的妈妈又要照顾她的两个孙子，无奈妈妈只能接着帮哥哥家照料。而婆婆在我生之前，已经在照看她的另外两个孙子了。”

　　有调查显示，中国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看护。不少人感慨，放开二孩后，最受累的就是家里的老人了。

　　“由于托幼服务的普遍缺乏和家政市场管理的混乱，即使经济上没有负担可以雇得起月嫂、育儿嫂等，但自家老人帮忙看着更放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陶涛介绍，目前，国内都是核心家庭为主，传统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很少，有的话也基本都是老人帮着带孩子。

　　而据陶涛副教授调研发现，在北京空巢老人中，三分之二的老人表示，或出钱、或出力，不反对生二孩。而这部分老人可以看作是全面两孩政策落地的重要家庭支持。

　　但即便如此，也仍有部分女性不得不暂时离职。“老大和老二没差几岁，家里就一个老人，根本忙不过来，我也就只能暂时离职，帮着照料一段时间。”在北京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哺乳室，一位妈妈向记者介绍。“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家里就靠孩子他爸一个人支撑经济，压力还是挺大的。”

　　老人帮不上忙，或经济条件受限，往往成了很多女性拒绝生二孩的缘由。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单位都有哺乳室或托儿所，每天喂奶时间虽然不多，但是我还是能够去哺乳室喂孩子。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哺乳室和托儿所反而不见了。”著名儿科专家张思莱医师曾在其新浪微博中称。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健在《全面两孩政策执行中生育成本的分担》中提到，在“单位办社会”的时期，单位曾承担了从分房子到看孩子，几乎涉及个人生老病死的全部职责，那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行，单位的社会化职能逐渐剥离，“轻装前进”，大多数单位以追求经济效益作为主要目标，招工用人的主要标准也是能否为本单位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2016年9月~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海旺团队与上海市总工会合作，对上海0~3岁婴幼儿的照护情况进行了调研，对上海市700多家企业、2000名员工以及7000名网友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被调查的企业中90%的企业反映没有条件办理托幼服务，不到10%的企业有开办托幼机构的意愿，但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目前没有能力办理;已经开办有内部托幼服务的两家大型企业也达不到托儿所的开办标准。

　　在出生人口数量连续多年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上海市从2010年到2016年，独立设置托儿所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从56所减少到35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一方面社会需求很大，另一方面托儿所越来越少。“现有托儿所的建设标准还是90年代设置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海旺介绍，目前即便要办托儿所，也因没有主管部门、相关政策、政府补贴等原因，导致托儿所承办困难重重。

　　“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牵头积极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对社会机构创办托儿所进行鼓励，动员社区设置小的看护点，同时发展婴幼儿照顾保险规避风险。”周海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也进一步提出建议：由政府补贴(比如通过土地、税收优惠)建立更多育儿中心，提供放学后托管服务，鼓励家庭托儿机构，增加公共儿童游艺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发表在《人口与计划生育》上的《托幼服务相关政策：中国现实与国际经验》中提到，由政府主导、公共财政支持，建立专业托幼机构，或适时修订已试行了十几年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将3岁以下婴幼儿正式纳入幼儿园教育体系中来，按照孩子年龄和家庭需求调整幼儿园的现行设置，制定更为详尽和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保障托幼服务的全覆盖、高质量和可持续。

　　目前，上海开始试点建设20个社区幼托点，每个点可以容纳20~30个孩子，还有些幼儿园开办幼小班。“但这些举措只能缓解很小一部分托儿压力，因为幼儿园资源同样紧缺，开办社区幼托点还受到场地和资金投入等多方面的限制。”周海旺认为。

　　二孩时代到来，政府仍需通过更有力的举措，包括税收体制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等多项措施，以期实现：儿童平等健康成长，妇女安心工作，长者从容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