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去想象自己的生命会以怎样的方式终结吗？”这个问题来自不久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复旦大学克卿书院对学校500多位学生及家属发起的一项调查。调查显示，即便是有医学背景的受访者，认真思考过死亡的人仅占26.35%。从年龄层面来看，与中年人相比，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显得更为回避。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死亡的回避恰恰是对生命的回避，而思考死亡有时也是思考生命。“当一个人认识死亡，才会反而更珍惜生命，更好地生活。”

缓解父亲的死亡焦虑

讲述人：马丽，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

我回老家看望85岁的老父亲，几个月未见，父亲的变化让我吃惊。父亲原本是一个爱锻炼、性格开朗的老头，现在整天呆坐着，忧心忡忡，脾气急躁，还容易哭。凭着我的职业观察力，我发觉他陷入了严重的抑郁情绪中。

我尽量克制住心中的不安，和父亲相对而坐。我注视着他的眼睛，透过那混杂着希望和绝望的目光，我似乎读懂了那些抑郁和无奈，那是对衰老的无助，对养老的担忧，对死亡的恐惧……

我们每个人在身体衰老后，都会不可遏制地产生那种恐惧感。

我知道，死亡是老人忌讳的话题，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这样颓废下去，对身体不好，精神也会越来越糟。

我的做法是直接讨论。我问他，是不是怕死？

父亲愣了一下说：“怕不怕又咋样？人早晚都有这么一天。”

我接下来说：“是啊，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如果不好好活着，那不是太亏了？”

他笑个不停。

老年人的情绪问题有很多，死亡焦虑是首要的，对于这种情绪，讨论的好处是把内心的恐惧释放出来，以免在他的想象空间里无限放大，影响现实生活。

我告诉他，只有开始锻炼，身体才重新变得灵活，才有可能到孩子们住的地方散散心；只有他变得健康，我们才能带他去旅游，去吃饭。“我们总不能抬着你去饭店吧？”“你一旦卧床不起，坐不起来，那你重孙子结婚，你怎么去呢？”

我向他描绘了生活中所有值得期待的画面，以及所有需要他到场的不可替代性。

虽然我对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感，然而，我还是必须把那些肥皂泡吹起来，让它们变得美好、动人。希望，是不确定的，但不确定恰恰意味着更多可能性。摘自《大河健康报》，刘永生/文

妈妈有权得知她的真实病情

讲述人：张小燕，美国圣路克斯非盈利医院内科医生

在美国，除非是患有老年痴呆或没有判断能力的患者，我们医生都会直接告知病人病情。

前两年，我对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权有了更深刻的感受。那时妈妈一直发烧，检查后发现肝脏上有肿块，是胆管细胞瘤。

结果出来之后，哥哥觉得一定要瞒住妈妈，因为她会受不了。

对此，我有不同的意见。妈妈虽已79岁，但是她头脑很清楚，有权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我知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抉择。但是我不希望看到妈妈因为不了解病情而胡乱猜测，这对病人的健康并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慢慢地向妈妈透露了一点她的情况，我说你的肝脏上查到了一个肿块，可能有点问题。之后过了几天，我就原原本本地把情况都告诉她了。

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后，妈妈当然很难过，但是她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她说想去医疗条件更好的上海看病。

而且说实话，想瞒都瞒不住。妈妈接受了化疗，过程中出现了心力衰竭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告诉她真实情况，她会抗拒，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

在我的工作中，告知病人坏消息时还没有看到过有人当场垮掉的。一般我会先告诉他们：CT报告中显示某个部位上有个阴影。这时患者心里应该就已经咯噔一下，有所准备了，等之后病理报告出来告诉他们是癌症，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反而是那些一开始瞒着的，最后再告诉他真相，承受能力变得很差。

妈妈住院的时候，我从美国飞回去，在病房内，我们有单独相处的时间，她问我，她的病是怎么起来的，如何发展的。作为女儿，我很清楚地知道妈妈在人事上有一些心结，我觉得这多少会和她的病有关。

我坐在她的病床前，很安静地和她聊起了这些，我对她说：妈妈，让我们试着去一个个地赦免，赦免那些以前我们觉得不能赦免的人。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为他人做的，而是为了妈妈而做，为了让她内心更平静。我想如果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来聊这些。摘自《新闻晨报》，顾筝／文

认识死亡，才更珍惜生命

讲述人：成文武，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

我母亲今年80岁，她患高血压几十年了，高压常年在230mmHg左右。这么高的血压随时都会出现意外，严重的会休克，甚至心跳停止。

有一段时间，母亲经常闹情绪，无论家人怎么相劝，坚决不肯吃药，“你们就让我去死吧，不要管我。”

我急了：“妈，你要自我放弃我们也不拦着，但你真的考虑好了吗？你血压这么高，如果不治疗，万一中风引起瘫痪，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你就只能在床上熬着，且不说我们照顾你要付出多大的精力，你也要考虑自己的生活质量会有多差！”

母亲知道，儿子的话并不是恐吓与威胁。

外婆曾因蛛网膜下腔出血入院抢救，最终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但严重的脑出血使她成为了半个植物人，几乎没有意识。出院后，轮流照顾外婆成了全家人生活中最沉重的一部分。坚持了一年多，几乎没有生活质量的外婆去世了。

自从那次与母亲开诚布公地谈论了那个不怎么吉利的沉重话题后，我发现，母亲开始认真吃药了，她再也不轻言那些放弃生命的话。有时候，我还会和母亲坦诚地讨论，若发生意外，家里由谁做主，要不要插管抢救等。

我曾看过一本匈牙利儿童画册，主题是“当爷爷去世之后”，他们的死亡教育是从小开始的。当一个人认识死亡，才会反而更珍惜生命。

摘自《解放日报》，陈俊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