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从确诊到去世的1年多时间里，接受了十几个疗程的化疗。自始至终，这些治疗决策她从未参与过，都是儿子替她拍板的。她只觉得自己动不动就发热，在家休息几天就要去医院。她去世的前一天我值班，当时已经乳酸升高、意识不清了。我去查房的时候，老人呼吸急促，不停呻吟。心电监护仪不时提示血压、氧饱和度不稳的尖锐声音。粗粗地数一下她身上的管子：心电监护导线、尿管、胃管、吸氧管、PICC管。就在之前1周，她接受了最后一次化疗。 我在老人耳边问了一句：您要是觉得不舒服，能哼一下吗?老人扭动一下身子，长长地哼了一声。

　　然后，我走到会客厅老人儿子跟前，说建议用一些吗啡。这个时候只有阿片类药物能帮助减轻她的痛苦。

　　“可是医生，她的血氧在下降，她今天早上的白细胞已经很低很低了。我知道吗啡是有副作用的，她能够耐受的了吗?吗啡会不会让她成瘾呢?”

　　为了用5mg吗啡，这场沟通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最后儿子说：那好吧，我们试一试吧。 自始至终，这场治疗针对的是淋巴瘤这个“病”。而直到最后，关注点也没有回到呻吟的老人这个“人”身上。

　　家属非常孝顺，在治疗过程中花费了高昂的人力、物力成本。然而直到最后一刻，家人的关切还在于怎样把氧饱和度搞上去，怎样把白细胞计数升上去。 唯一被忽略掉的，是怎样让患者痛苦和呻吟少一些。

　　最诚挚的爱，有时也会残酷。

　　得了病当然要治，但对老年人，尤其是得了重疾的老人，治疗的目的是什么，目标预设怎样，之前我们忽略太多。保障老人对于疾病和治疗的知情权，让老人有机会参与到治疗决策中，这是现代老年医学非常强调的内容。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功能状态、痛苦症状的干预是和疾病治疗一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时候比这个疾病本身更重要。亲人代替包办的决策，也许会成为今后回忆时无尽的遗憾。

　　毕竟那年春日和煦，艳阳高照。我们瞒着那位老人，把她送进医院，在那些被认为最必要的治疗后，老人再没能从医院出来，没赶上那年的春风杨柳。我们甚至没想过除了治病，他还有些那么简单的愿望。

　　一入病房深似海，多少时候我们想过，尽管决定是我们帮家人做的，而治疗的苦痛是由患者一人承担呢?多少老人，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诉求，在余下的一两年生命里，奔波在不知情的治疗轮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