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爷爷生病到去世的几年间，我反复体验着一种心情：爷爷在医院像物品一样被摆弄，我心中的爷爷在医生们眼中如此“寻常”，我生命中的“厚重”在他们眼中那么“轻薄”，我不由得从极度悲伤的心情中生出了愤怒。

　　但我又安抚自己：对医生来说，病痛与死亡是常有的事情，他们每天都要经历常人一辈子才有几回的伤痛。而对单个生命过分的悲痛，可能意味着对另一个生命的忽视。

　　我的一位医生朋友说，有一次下班刚走到病房大楼楼梯口，一个病人因为忍受不了痛苦而跳楼自杀，重重地摔落在他面前大约两米开外的混凝土地上，脑袋变形，姿态扭曲地抽搐了一会儿，渐渐地死去了。

　　面对这样的情景，他立即通知同事来处理，之后自己在一旁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调整呼吸，然后在医院洗澡换衣后回家了。在家中，他跟妻子以极其平静的态度描述了这件事，喝了些酒，接着如常地睡去。

　　在旁边听着这个故事的我们目瞪口呆，忍不住问：“就这样?”医生朋友说：“只能这样，第二天还有四台心血管手术。如果我放任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肯定睡不好，从而影响第二天的状态。而在手术台上，手一抖，就可能是一条人命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无意识心理防御，叫做超理性。去爱去体谅去共情，产生了关系和感情，也意味着失去的时候会痛;而没有关系，没有感情，将人“物化”，也就没有痛。一旦这样的防御过当，就会变成麻木，习以为常之后，就成了冷漠。

　　但一时的防御是不是等同于冷血?绝对不是!医生的严肃、“冷漠”其实也是为了照顾患者和家属的感受。

　　最近一位朋友的妈妈早上起来突然咳出少量鲜红色血，因为她们家有肺癌病史，她们母女俩被吓得半死。我带她们去找之前提过的医生朋友，做了一轮检查之后，在X光片上看到支气管上有阴影，不能排除癌症的可能。

　　看着各种检验数据和片子时，医生朋友一脸严肃，在医院生硬而雪白的墙、惨白的白炽灯光和洁白袍子的映衬下，俨然一尊石膏像般，毫无感情。仔细看过后他说：“现在需要安排住院做更详细的检查才能确定。”戛然而止的话音让女孩有点不知所措，于是她答应了住院。如果不是熟人，可能已经对住院这个判断的动机心生质疑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窥镜、活组织切片、骨髓检查、验血等等，加上不习惯医院的环境和饮食，还有内心的焦虑，女孩的妈妈更加憔悴了。

　　不忍心看到等待结果的母女俩如此备受煎熬，我又找到医生朋友：“你每次做检查的时候都那么严肃，把我们吓死了。现在能不能确定?你先跟我说吧，我不告诉她们就是了。”他回答：“你要一个虚假的希望，还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了，辛苦你了。”

　　第二天，医生踏着轻快的步伐、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来到病房：“确定了，只是支气管扩张，不用担心了，只是小问题。”大家都如释重负。

　　患者和家属在无助中很容易将医生神化。医生成了权威，代言着生死。其实医生们深知这一点，面对着生死攸关的期待，他们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万一医生给予了虚假的希望，病患会感觉失望、被欺骗，反而带来更大的伤痛，从而迁怒整个医生群体甚至医疗系统。

　　于是，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没有态度就成了最无害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