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间留点空白
朋友戏称我为“‘朱’办主任”——朱军办事处主任，意为他的事情，都由我来经营。我很喜欢，正如我喜欢 “朱军夫人”胜过“谭校长”“谭董”。我最认同的身份是与亲密的爱人紧密联结的。
我是朱军的最佳拍档，他只管去忙事业，生活上的细枝末节都由我来打理。
譬如他每年春晚服装从最初的创意，到最终敲定穿到身上，其间少说也要经历六七轮调整，需要反复联系形象顾问和设计师，而这些琐碎的工作都由我来负责。
可惜他这“老师”太严苛，前三次交的“作业”十有八九被否决，若是他心情不好，往往还要批评几句：“去年就和你说过了，不要这样的。你自己看看，这适合我吗?”拿着修改意见，我又去找服装师。把领子、袖口剪成小样给他看：“按你说的改过了，这一版喜欢吗?”
若是喜欢，自然皆大欢喜。若是不喜欢，少不了又要冷言冷语一番。
早年我还分辩几句：我也忙，推掉事情精心给你准备，你倒好，就知道否决，一点建设性意见都不提，谁猜到你怎么想的?
近些年慢慢平静了，从前更在意自己的委屈，现在会多去考虑他的苦衷。若不满意，就由着他说几句。他烦躁着，我就不提。等过两天，他心情好一点了，再说：“时间挺紧的，你也看看哪个最接近你的标准，我再拿去改进。”
等到样衣出来，试服装又是麻烦事。做衣服不是纸上谈兵，需要他穿上，大家一起看效果、即时沟通意见。但临近春晚那一两个月，他一整天忙下来，回到家基本上连话都不想说。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试试礼服”这句话不知要问上多少遍，才能换得他不情愿地去一趟。但去了后，和服装师一聊，他的兴致又提起来了。每次都是阴沉着一张脸去，讨论完却容光焕发地回来。
我也习惯了他的脾气。书里说：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要善于彼此“翻译”。离家在外，他总有诸多顾忌，但在我面前，他不必过多考虑，想说就说，不开心的细节，我们都会聪明地把它们忘记。
金庸先生对爱妻曹捷说：“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
这些年，我们在事业上紧密合作，对彼此的生活深度参与。在我们共同的画卷上，有浓墨重彩，也有几笔留白。朝夕相对的两张面孔，相看不厌，我们活得越来越像对方，也越来越像我们自己。
没有平衡，只有忠诚
常有人问我：如何平衡老公的名声和自己的事业?如何平衡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家庭?平衡讲求的是双方面的相互补给，只有在不断的成长和变化中，才能维持最具有张力的平衡感。
必须坦率地承认，我的厨艺没有亮点，或许是因为妈妈厨艺太精。后来到了部队，餐餐吃食堂，便更加没有学做饭的机会。再后来，遇见朱军，他的厨艺着实令我惊奇，直到婚后他去北京打拼，我的厨艺一直停滞在煮泡面和炒鸡蛋的阶段。怀孕以后，母亲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儿时的大厨落户到家中，我就此彻底打消了磨砺厨艺的上进心。
时间久了，惭愧还是会偶尔冒出头来。现在的某些时候，我也会想确实应该用心学习一下，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向家人表达爱意。或许这也是女儿对母亲的模仿，因为多年以来，妈妈一直在用这种方式疼爱着她的女婿。
老人家深知朱军的胃口，平时总精心准备他喜欢的菜式。但若他出差不在家，饭桌上可能就只剩下一两道菜，冷冷清清。
朱军很孝顺，从结婚开始，每年过春节，我给娘家贴补多少钱，他从来不问一句，还经常说“多给点，多给点”。每一年，我俩或许不会专程为自己庆生，但一定要给老人过生日。
2011年，妈妈喜逢七十大寿，朱军提前小半年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庆礼。然而北京的宾客多是我们夫妻的朋友，妈妈的朋友绝大多数还在家乡。于是妈妈面露难色，向我们说出了她的心愿：想回西安再办一次七十大寿。
朱军不假思索：“没问题。”
当时我的脚崴了，只能由他代表我飞回西安，找酒店，订酒宴，请妈妈学校的老师和当地的一些老同志，全心全意操办了寿宴。
他平日里可能不会过多地表达一些感情，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他一定排开时间，成全老人这一份风光和体面。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因此也加倍为他的家人着想。某一年，春节刚过，他的大姐来北京看病。由于不久前，罹患肺癌的大姐夫刚刚去世，我便拿出自己的钱，以我们夫妻两人的名义送到她手里。
我一直相信，两个人的结合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紧密地牵动着两个家庭。如果婚姻里的丈夫和妻子都把对方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去关心、去爱，那么对方一定能感觉到。这样，不仅双方感情更加融洽，两个家庭也会越来越亲密，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比起“平衡事业与家庭”的无理命题，与丈夫身后的大家庭的关系或许更值得女性花心思去协调和经营。
因为爱他，所以爱他所爱，爱他的家人。
摘自《领舞》，谭梅著，东方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