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编辑同志，我非常赞同文章观点!”“看到你们的文章很激动，但我还有一些担心”“我想把我的故事说一下”……健康时报《安宁死的现实与困境》(5月28日3版、23版、24版)一文刊发后，编辑部陆续接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致电，表达自己对安宁死报道的一些感受体会。小编精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故事和想法，邀您一起再探讨下安宁死话题。
医生的选择北京华信医院老年病房主任  吴 扬
医务人员一般都能接受和缓、舒适的离去方式，因为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极力抢救，却仍然回天无力并且因患处破溃、出血或者有创抢救而痛苦不堪。
其实“安宁死”是台湾的说法，在内地，我们推行的是“缓和医疗”，内容差不多，即对于晚期的恶性肿瘤或不治之症患者，不做有创的插管治疗以及胸外按压、除颤等，在家属的同意下，泵入一些速短效镇痛镇静的药物，让他们安静地入睡等等，目的是减少痛苦。
目前，很多医院的ICU在给患者做临终前的抢救时，都会跟患者家属商谈，如果家属为患者选择了缓和医疗，就会签同意书。临床上，接受和排斥的患者家属都很多，但80%的家属听明白缘由后，会选择无创的抢救措施，这样患者的痛苦会小很多。
关于生前预嘱，国内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大陆要想通过安宁死立法，恐怕还很难。因为立完法可能是“全或无”的概念，中国人的知识文化层次较多、比较复杂，一些受教育较多的人可能理解，还有一些人可能不理解。不过，未来的家庭医疗和社会结构还会改善，相信缓和医疗还是能伴着老年医学的发展继续深入内地民众及医疗体系的。
我该帮父亲安宁死的山西太原读者  魏晓春
我是健康时报的忠实读者，看了2015年5月28日的《安宁死的现实与困境》一文感触颇深。
去年11月15日，我患肺气肿的父亲因全身出现水肿，准备再次住院，在到达医院的门口时，呼吸停止，我们姐弟四人焦急万分，一路狂奔，把父亲抬进急诊科，大夫马上用上急救设备，给与急救药物，他依然没有苏醒。于是，转入重症监护室，上了呼吸机，血气分析，各种检测设备，输着液，这时老父亲苏醒了，我们高兴万分，我们的老爸活过来了，当时庆幸是抢救及时，措施得力，我们尽了孝道。
岂知从此老爸陷入了万分痛苦的深渊，上了呼吸机，口唇干裂，手被绑，不能动弹。无论谁去看他，他都用力指着呼吸机，示意拔掉。当听到不能拔时，老爸非常绝望，几十年没见过他哭，这时却流下了眼泪。作为女儿，看到他身上插满了管子，感到很可怜，心中备受煎熬，却又无可奈何。
父亲已是84岁高龄，全身肿胀，大夫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我感到已是回天无力了。但是也没有想或是不敢想，拔掉各种管子，让父亲舒心点、痛苦少点地离去。如果那样，是多大的不孝啊。还是在父亲的一再哀求下，过了五天，病情恶化，才拔掉各种管子，这时父亲才能说话，他还笑了，最后是微笑着辞世的。
这就是我亲历的事，几个月过去，依然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如果我们早点看到报纸，早点知道有安宁死，父亲不会受那些罪，我们少受痛苦。
我认为，对于那些无法救助的人，让他在最后的日子了，安然、舒心地离世，是应该提倡的，这样是回归天性，尊重生命，又能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

老伴走了，我赞同安宁死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读者  霍耀忠
我的老伴胰腺癌晚期，手术九个小时，身上插了七根管子，腹腔内80%的东西被切除。医生说应该能延长两年的寿命，但老伴坚持了四年多。
今年她的病情恶化了。在最后的十几天里，医生问我是否放弃治疗，愿意的话就签字。那时是需要打针延续生命的，一针5000多，而且全部自费，也只能保证一天一夜的舒适。我舍不得就这么放弃，就没签字。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再去医院，大儿子说他签字了。老伴也知道了打针的事，说不要打了。针停了还不到一天一夜，老伴就走了。走的时候一直在说：“我走了，谢谢”之类的话。
老伴这次治疗用了30多万，我们家也由此变得贫穷了些。经历了老伴的事，又看了文章，我以后就想按文章说的安宁死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国家要是有个什么机构，能让有此意愿的老人先报个名，到时按此执行就好了。 　　缓和医疗的原则：维护生命，把濒死认作正常过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减轻疼痛和其他痛苦症状;为病人提供身心、社会和精神上的支持直到他们去世;在患者重病及去世期间为家属提供哀伤抚慰和其他帮助。
民间组织的努力：开国将帅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和陈毅之子陈小鲁，从组建一个圈内的“不插管俱乐部”开始，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建立“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动缓和医疗。至今，已有2万多人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交代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等“五个愿望”。
医疗机构的尝试：缓和医疗的知识并不是多么复杂，但是中国没有老师教，学生就不敢做。在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宁晓红的全力推动下，协和医院的研究生课程已开设了“舒缓医学”， 得到了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