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教授，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1949年2月出生于比利时的鲁汶。现任伦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院长，美国医学科学院、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995至2008年，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首任署长。其回忆录《No time to lose: a life in pursuit of deadly viruses》记载了其发现埃博拉病毒，不懈抗击AIDS蔓延的人生经历。2013年，他被授予Hideyo Noguchi 非洲医学研究奖。

　　埃博拉病毒疫情自今年二月在几内亚暴发以来，已迅速蔓延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这是自1976年该病毒在刚果首次出现以来，疫情最严重的一次。

　　据世界卫生组织截至8月6日发布报告显示，埃博拉病毒造成的累计病例数达1711例，其中932例死亡。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北京已加强了对该病毒的检疫和监测，目前一直在密切关注埃博拉疫情的动态发展，一旦病例进入北京，监测系统可及时发现。

　　对话皮奥特：不用恐惧埃博拉

　　正在休假中的皮奥特教授日前接受了健康时报记者的邮件专访。

　　健康时报记者：从您第一次去非洲调查一个神秘的新病毒到现在，整整38年了。但是38年后，埃博拉疫情再次爆发，而且有些医务工作者也被感染，您却再次来到扬布库，这其中您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安危吗?您如何确保自己是安全的?

　　皮奥特：谢谢你联系我。显然你读了我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埃博拉病毒只有通过与患有埃博拉出血热的病人或死亡的人有过直接的身体接触后，或者通过受污染的注射才会被传播，当你采取如手套、口罩和眼镜等专业的防护措施后，被感染的风险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不用恐惧。此外，扬布库现在是一个平静的村庄，相对西非而言，目前疾病还没有流行起来。

　　健康时报记者：您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距今已经38年了，病毒经常会发生变异，埃博拉病毒是否也发生了变异?

　　皮奥特：的确，病毒经常发生变异。但没有证据表明埃博拉病毒和流感、艾滋病病毒那样发生了变异。埃博拉病毒至少有五种亚型，其中有四种会让人体受到感染。然而，我们需要更多的跟进和更多的研究来跟随埃博拉病毒的遗传进化。

　　扬布库(Yambuku)，是距离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1000公里的赤道省的一个小村庄。1976年，27岁的彼得·皮奥特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病毒，他们没有用“扬布库”命名它，认为这对村庄是一种玷污。最后，他们决定用村子旁的一条河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新病毒：埃博拉。

　　2014年2月，发现埃博拉病毒38年后，彼得·皮奥特回到了扬布库。他发现，由于埃博拉病毒的再次侵袭，这里的一切都被改变了，包括埃博拉河。

　　7月，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截至目前已造成900余人死亡，致使埃博拉这个被人们遗忘并变得陌生的病毒再次引发全世界的关注，扬布库也再次出现在新闻里。

　　发现新病毒

　　今年2月初，皮奥特和妻子以及另外三个朋友费尽周折，终于搭乘上一架从刚果金沙萨飞往本巴的专机，本巴镇拥有离他们目的地扬布库最近的机场。“现在快上飞机!你知道，这里的人们都疯狂了。”飞行员冲他们喊道。

　　皮奥特一行人在扬布库停留了两周的时间，其间还一起度过了他65岁的生日。回想起38年前的那些日子，皮奥特感慨万千。

　　1976年，年仅27岁的皮奥特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热带医学研究所学习，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临床微生物学家。当年9月，实验室收到一个来自扎伊尔(后易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包裹，里面是一个亮闪闪的蓝色保温箱。

　　“是那种很常见的，用来给咖啡保温的箱子。”皮奥特对这个普通的小箱子记忆犹新，里面并没有盛放咖啡，而是一份在当地患上不明疾病的比利时修女的血液样本。

　　皮奥特打开保温箱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有一支试管破了，血和部分融化了的冰水混合在一起。”

　　和实验室以前做过的众多的检测一样，对这份来自远方的血液的检测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当科学家们在电子显微镜下放了一些细胞后，他们发现了和预想中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看到了一个像建筑物一样巨大的虫体——由一个个病毒组成的庞然大物。”皮奥特说，“病毒的外观非比寻常，它看上去和马尔堡病毒有相似处，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个新病毒!”

　　年轻的皮奥特兴奋不已，“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皮奥特说，他有一种“非常荣幸的感觉”，“这是一个发现的时刻”。

　　第一次疫情爆发

　　1976年9月初，扬布库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Mabalo Lokela死于高烧，顽固性腹泻和出血，他的离去就像是一个冲击波，很快，医院里挤满了有着相似症状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在一周内死亡。几乎与此同时，皮奥特得到消息：他们发现了含有新病毒的血液的主人，比利时修女已经死了。

　　第一波疫情暴发了。

　　10月20日，从来没有到过非洲的皮奥特飞往金沙萨。“当时扎伊尔的统治者，蒙博托总统的私人医生给我们安排了一架C130运输机。”皮奥特回忆说，他们还在飞机上装载了一辆路虎车，汽油以及所有需要用到的仪器设备。

　　当C130运输机在本巴徐徐降落。“神秘病毒虽然是无形的，但周围人们对它的恐惧却是实实在在可以触摸的。”皮奥特说，飞行员甚至都没有关闭飞机的引擎，把他们和物品卸下后，就又匆匆起飞了。

　　站在机场，看到飞机起飞后越变越小直至消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致命的未知病毒，有些人可能会后悔当初来到这里的决定。“我不害怕。发现的兴奋和想要阻止疫情传播的想法驱策着我。”那一刻，皮奥特突然发现，他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当他还是一个在比利时法兰德斯地区的一个小村庄玩耍的小男孩时，他就梦寐以求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从机场到扬布库还有120公里。扬布库原来是一个古老的天主教教会驻地，来自比利时的牧师和修女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家医院，一所学校。

　　来到扬布库

　　“这里是美丽的，被茂密的热带雨林包围，土壤是红色的，大自然的馈赠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而人民却是如此贫穷。”皮奥特感慨万千地说。

　　皮奥特和同事们在这里遇到的第一批人，是一群修女，他们已经用绳子建立了自己的防疫线——用来预防疾病传播的屏障。

　　绳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用当地的林加拉语写着令人悚然的警告：“请止步，越过这里的人会死”。她们中已经有四人死于这种疾病，暂时幸存下来的几个人一边祈祷，一边等待死亡的降临。

　　皮奥特毫不犹豫地跨过警戒线，他告诉修女们，他和同事们将帮助她们，并阻止疾病的流行。“当你27岁时，有的是信心。”皮奥特说。

　　团队的首要任务是阻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因此，要知道病毒是如何从人、空气或食物，通过直接接触或通过昆虫传播的，“我们必须开始问问题，很像一个侦探故事。”皮奥特说。

　　他们通常会问三个问题：疫情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以弄清楚每个人都是通过什么途径受到了感染。

　　受到感染的人来自哪里?团队访问了周围的所有村庄并绘制出感染人数的数量图——很明显，疫情和当地医院提供的服务密切相关。

　　谁被感染了?研究小组发现，患病的女性比男性多，尤其是18岁到30岁之间的女性——事实证明，许多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怀孕时去过医院的产前诊所。

　　三个问题问过之后，病毒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开始现形了。

　　阻止疫情

　　团队随后发现，女性在产前诊所时都进行了常规注射，而诊所一共只有五个注射器，注射针会被重复使用，从而导致病毒的传播。

　　此外，团队还发现，人们参加感染者的葬礼后也会染病。这就表明，没有任何保护地接触死者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我们就这样抓住了这个病毒。”皮奥特回忆说，“你谈话，看统计数据，运用逻辑推理，一切就昭然若揭。”

　　下一步是阻止病毒的传播。“我们非常系统地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来普及关于病毒的知识，生病的人会被隔离。”皮奥特说，“我们还将任何直接接触感染者的人隔离，同时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正确埋葬那些死于该病毒的死者。”

　　就这样，1976年的这波疫情在暴发三个月后结束了。扬布库被确诊的318人中，死亡率接近90%，死者包括超过半数的医院工作人员，以及生活在周边的60个家庭中的39个人。整个地区被摧毁，有些村庄每11个居民中就有一人被新病毒夺去生命。病毒暴发期间，皮奥特和他的同事们掌握了不少关于这个新病毒的防疫知识，但它仍然缺少一个名字。

　　“我们不想用扬布库这个名字，感觉这对扬布库是一种侮辱。你不想让它们之间产生关联。”皮奥特说。后来，团队决定使用村旁一条河流的名字——埃博拉。从那时起，那个被放在蓝色保温箱里抵达了安特卫普的病毒就被称为“埃博拉”。

　　重返本巴镇

　　38年后，埃博拉再次肆虐，皮奥特重返本巴镇。当他走过飞机后面的开放码头时，他看到了成百上千的人，先是沉默地看着他们，然后高喊“欢迎!欢迎!”。

　　皮奥特一行访问这里的医院时，看到医院入口附近停放着一辆大型的黑色卡车，上面油漆书写的“太平间”几个字格外醒目，牛在几座大帐篷间悠闲地吃着草。医院看上去一无所有，几乎没有任何药物，多年来，国家没有提供任何支持。

　　茅草屋前，皮奥特看到妇女们在打扫庭院，收集水，给孩子们洗澡。“他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最底层的人，利用大自然赋予的一切艰难度日。”皮奥特担忧地指出，“他们日常所需是足够的，但缺乏备用的贮存来应对紧急情况。”

　　医院看上去和38年前一样，只是病人更少了，人们离开的主要原因是能让人们负担得起的药物的缺乏和极端的贫困。

　　在医院的小药房里，有六辆自行车，棕榈油和几袋大米，是那些不能支付医药费的患者留下来的。医院里没有一辆救护车，没有通信设施，几乎没有什么药物，只有一个用来存放疫苗的冰箱。

　　从1976年到现在，埃博拉出血热已经暴发了二十余次，全部是在非洲。“38年前，从埃博拉第一次暴发到现在，世界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埃博拉病毒疫情。”皮奥特说。

　　皮奥特认为遏制埃博拉病毒暴发并不难：手套，洗手，安全的注射，隔离病人，安全快速地处理那些带有病毒的尸体，追踪观察接触者。然而围绕埃博拉的疑问却并没有减少，“人类是一个偶然的宿主，病毒会在几周内杀死宿主，无法在自然界生存。不清楚的是，病毒的基因组已经在加蓬的一种食果蝙蝠体内发现，但它是如何抵达陆地的呢?”

　　埃博拉的发现改变了皮奥特的生活——发现埃博拉病毒后，他继续研究非洲的艾滋病，现为声誉卓著的伦敦卫生暨热带医学院院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病毒，还发现了自己。”皮奥特说。

　　编译自英国《金融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