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投入一直是医改中的热门话题，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医改之所以举步维艰，政府医疗投入低是主因。

　　为了了解在全民医保制度下公立医院中公共投入(既包括政府预算拨款或补贴，也包括公立医疗保障体系的支付)问题，我们选择德国进行对比，该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与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非常接近，因此其公立医院的公共投入模式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分散化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政府通过法律，以强制性方式确保人人都至少参加一个医疗保险。在德国，负责运营社会医疗保险的机构是依照地区或行业而设立的所谓“疾病基金”(sicknessfunds)，多达三四百家，这些疾病基金约三分之二由企业设立，四分之一由地方政府设立，还有一些由专业人士组织或各种行业协会设立，其中绝大多数在法律上是民办非营利组织。

　　德国联邦政府对于最低缴费水平和给付结构制定了统一的监管标准，但可在最低医疗保险服务包之上增添新的保障内容。

　　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管理的好坏，主要在于如何在不降低医疗保障水平的前提下控制供方的支付水平，因此医保付费改革是德国医疗保险改革的主轴。近年来，德国政府引入“有管理的竞争”理念，力图推动民众在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之间有更大的选择权。

　　医疗服务体系多元化格局 提供非住院型医疗服务的人大多是家庭医生，约75%是个体执业。

　　在德国，所有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均实施守门人制度，即参保者自选一位家庭医生作为首诊者，然后通过转诊接受专科医疗与住院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扮演“守门人”角色的家庭医生不限于全科医生，也有一些专科医生。

　　德国严格实施初级卫生保健与二级医疗服务分开的制度，绝大多数医院不设门诊部，只提供专科医疗、住院服务和其他特殊的医疗保健服务，只有大学附属医院还开设门诊部。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院开设专科门诊部。

　　德国约2200家医院，其中综合医院约1900家。在综合医院中，公立医院不足40%，私立非营利性医院稍微多一些，基本上占40%，其余20%多则是私利营利性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绝大多数参保者根本不在乎、也不知道他们所去的医院究竟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

　　经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在中国，有一个极为流行的说法，即公立医院之所以难以履行社会责任或者说“社会公益性淡化”，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投入太少。在中国公立医院的收入构成中，政府补贴全国平均水平在8%上下。事实上，并不包括来自公立医疗保险的支付。

　　其实，在中国，代表参保者向公立医疗机构支付部分医疗费用的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同样也是政府机构。

　　实际上，要缓解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最为重要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尤其是提高医保支付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公共财政加强“补需方”的力度即可。

　　在走向全民医保的进程中，公立医院中政府补贴占其收入总额的比重越来越低，完全是一个正常现象。只要医疗保障体系的支付达到合适水平，政府就完全没必要对大多数公立医疗机构直接提供补贴。成本究竟是否合理，要由市场来决定。

　　在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障并且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它们的资本投资来源多样化，其中政府投入仅仅是一部分。

　　这些经验启示我们，中国的医改，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医疗保障的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公共财政补需方;另一方面要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院的渠道，同时支持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的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政府扮演能促型角色，即通过财政补贴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这才是中国医改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