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清华大学医药卫生研究中心主任刘庭芳在本届健康中国上分别就“打造中国健康服务市场”、“国际医疗旅游”做主题报告。著名健康APP大姨吗创始人柴可就“健康医疗与互联网”做主题发言。

　　在“跨国药企的责任与信心”和“健康全媒体发展与企业关系”分论坛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励建安对康复医疗、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对全媒体健康传播、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市场部糖尿病教育总监刘娟对糖尿病患者教育发表真知灼见。

　　■指导专家

　　刘国恩，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庭芳，清华大学医药卫生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行动计划高级顾问

　　励建安，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候任主委、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马冠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

　　柴可，女性月经周期App“大姨吗”创始人兼CEO

　　■阅读提要

　　急迫 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医生，康复理念都需要一场革命，励建安说。医生要知道，把脑子里的肿瘤切干净并不代表完全康复，还要看患者的生理功能是否得以恢复。而对于普通人，要知道康复并不是停留在推拿按摩等水平上，它甚至贯穿人的一生。

　　补充 每个医疗健康APP是叶子，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民众的健康信息诉求;医疗服务机构是树干，负责输送价值，虽然树皮更新换代慢，但非常稳固;健康医疗政府机构则是树根，支撑整个体系。三者形成良好的光合作用，这棵树才能枝繁叶茂，柴可说。

　　纠偏 大部分企业都挤在中老年保健食品这根独木桥上拼杀，且全部拥挤在一二线城市，视野太狭窄。马冠生建议，跟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微量营养素缺乏更普遍，需求更大，但保健食品企业一定要把握政府的政策导向，要能参与到国家的重大惠民计划当中。

　　发展 一个泰国普吉岛，每年接待的外国国际医疗旅游近50万人;拥有4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每年来做国际医疗旅游的人就达到100万……而在中国，很多大医院的院长以为医院里只要有外国人来看病就算是国际医疗旅游了。刘庭芳感叹，观念的滞后，特别是政府决策层观念的滞后，是推动国际医疗旅游最大的薄弱点。

　　健康服务业空间有多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的描述是：中国GDP的5%。换算成人民币，25947亿元。

　　热度已经超乎想象。

　　在由健康时报、清华大学公共健康中心等共同举办的第六届健康中国盛典上，政、学、研、媒各方专家，跨国药企、医疗旅游、养老康复、移动医疗、营养补充、中医保健、民营医院汇聚一堂。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市场部糖尿病教育总监刘娟女士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变化，因为平时开会开到下午，大家基本上都困得趴下一片，但在健康时报主办的这个活动上，每个人都在集中精力听东西、记东西。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时段”。刘娟说。

　　很急迫——

　　未来两年中国要建1000家康复医院

　　“中国的康复医生现在只有1.6万人，治疗师只有1.4万人。人口基数13亿，大家除一除，每千人里有几个康复医生、有几个治疗师?”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熟练地说出几组数据。

　　当她看到坐着的励建安不住点头时，马上调侃，“励教授点头，说明我记性不错。”励建安是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候任主委，康复界的领军人物，在世界医学界异常活跃的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学会中，他担任候任主席一职。“中国人的康复理念需要来一场革命。”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励建安如此说。

　　励教授所说的中国人，不光指普通民众，甚至还包括医生。

　　对于医生，要知道把脑子里的肿瘤切干净并不代表完全康复，还要看患者的生理功能是否得以尽可能地恢复。“否则后半生都瘫在床上还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普通人，要知道康复并不是停留在推拿按摩等简单水平上，它甚至贯穿人的一生。

　　女性产前两周很辛苦，走多了怕动胎气，不走怕生产不顺利，运动量多大才恰到好处，康复医生知道。胎位不正有50%可以通过孕妇操纠正，康复医生能指导。产后也需要康复，瘦身有一套完整的监控体系，康复医生可以帮忙;对付慢性疼痛，国内多是由疼痛科的麻醉医生在做，其实也应该是康复科的事情，通过药物、物理治疗、言语和作业治疗、推拿等一系列手段进行功能的重建;得了肿瘤要做化疗，之前应该请康复科医生做身体评估，强化体能……

　　而这么繁重的工作，让1.6万的康复医生来做，实在勉为其难。

　　康复医院的建设也刻不容缓，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截止到2015年，每个三级医院都要配备一所康复医院，1300多家三级医院至少需要兴建1000多家康复医院，而目前仅有 330多家。不过，励教授认为，先干起来再说。“这是个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我主张对于康复医学的学科建设，先不要设太高的门槛，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加强师资，加强毕业后教育等。任何时候，有服务总比没有强，服务水平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现在，高端康复医院已经在渐渐和国际接轨，比如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上海阳光康复中心、广州工伤康复医院等，都有很先进的康复设备。

　　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

　　做辅助——

　　移动医疗是传统医疗体系的有力补充

　　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大多数老百姓被迫到大医院来看小病、看常见病、看一般性的病。每个患者接受诊疗的时间只有3到5分钟，医生也只能用来诊断疾病，离“帮助者”甚至是“安慰者”距离很远。刘国恩认为，目前中国医患矛盾的根本还是供不应求。

　　对于这一点，著名健康APP大姨吗创始人兼CEO柴可也深有感触。这位28岁移动健康界新秀在2012年创立了女性月经周期应用软件“大姨吗”，一年间就已拥有3000万用户，是世界上用户量最大的女性周期管理软件。

　　“经期头痛、落枕，一个简单的健康诉求，不需要跑到医院排队挂号，只需要手指头轻轻点击一下手机上的相关软件就能解决。这就是移动医疗正在掀起的一场新的健康革命!”作为会议上最年轻的发言者，柴可的观点新锐而有创造性。

　　移动医疗可以作为传统医疗的一种辅助手段。芬兰的健康服务体系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政府为每个居民定制了“健康服务包”，其中包括24小时健康就医咨询、网络诊断室、在线预约医生、病人诊断数据信息及时共享医疗机构等，70%的居民减少了去医院的次数，极大地节省了医疗资源。

　　中国市面上现在有2000多款医疗健康APP，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这些APP正在逐渐改变我们获取健康信息的方式，甚至正在改变我们的就诊习惯，尤其是以往对健康最为漠视的年轻人。

　　“我们的用户，70%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柴可认为，健康APP要吸引年轻用户，要具备四个特点：个性化、垂直、碎片化、及时。

　　譬如女性月经刚结束十几天，又出现了出血，医生门诊时间有限，只能“笼统”地总结为卵泡期出血，但健康APP能倾听用户的心理诉求，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虽然每个手机应用只解决1～2个问题，但很深入;用户可以通过零碎的时间来随时获取各种健康信息并得到解答。

　　据统计，2012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已达到18.6亿元，预计5年后将达到125亿元，有人认为，移动医疗将会颠覆传统医疗模式。

　　但柴可却并不认同，“移动互联网就像树叶，每个医疗健康APP都是片小叶子，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民众的健康信息诉求;而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更像树干，负责输送价值，虽然树皮更新换代慢，但非常保险和稳固;健康医疗政府机构则是粗壮结实的树根，支撑整个体系，三者形成良好的光合作用，这棵树才能枝繁叶茂。”

　　医疗健康APP给予的服务贴近民心，但面对的质疑也随之而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其权威性和专业性。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柴可也表达出了自己的担心。

　　2012年7月开始，美国FDA开始对医疗类APP开发进行监管，但我国至今没有任何监管体系。做一个健康医疗软件的门槛很低，不需任何资质和标准认可，也没有人来为这个软件所推送的信息的结果负责，知识产权也得不到保护。就在柴可的“大姨吗”获得国际风投千万美金融资后，一些为了获得快速融资的不负责任的创业者开始抄袭产品、盗窃内容。这些风气都可能“毁”了这个正在快速成长的产业。

　　需纠偏——

　　保健品行业应该来一次观念更新

　　同移动医疗的担忧相比，营养保健品行业更不乐观。

　　一个企业引进一种类型的产品，其他企业蜂拥而上，打起价格战;一个企业开展会员服务，其他企业马上做旅游、搞保健，抢的就是人气。更关键的是，有效成分含量低，虚假夸大宣传严重……百姓对保健品的信任度降至冰点。

　　不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却认为保健食品的市场需求依然巨大。他的团队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营养素补充剂平均使用率仅为5.1%，城市人群为10.3%。而美国20 岁以上人群营养补充剂使用率为52.0%，其中35%人群使用复合维生素，韩国人使用维生素类营养补充剂的比例也较高，达到了三四成。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依然存在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问题，多样化的膳食是基础，营养素补充剂及强化食品是营养改善的两个重要措施。

　　“大部分企业都挤在中老年保健食品这根独木桥拼杀，而且也全部拥挤在一二线城市，视野太狭窄。”马冠生一语中的。他举例，国家投资3个亿用于农村贫困6~24个月婴幼儿的营养素补充剂，但目前参与生产营养包的企业仅三四家，很少有企业主动参与，更别说研究投入了。“跟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微量营养素缺乏更普遍，需求更大，保健食品的市场非常大，但企业一定要把握政府的政策导向，要能参与到国家的重大惠民计划当中。”

　　保健食品行业缺的不是市场，而是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体系!在“营养保健业的规范与发展”分论坛上，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健指出，这个行业现在需要更清晰、更明确的监管和管理制度，来促进其积极规范地发展。

　　早在1996年卫生部就发布了《保健食品管理办法》，但在2009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中，并没有对保健食品做出清晰的表述。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2010年就拟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历时4年的时间，反复讨论征求意见，至今也没有正式出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早在1994年就通过了《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案》 (DSHEA)，2007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发布了膳食补充剂cGMP(即优良制造标准)最终法规。

　　重审批、轻监管，监管环节一旦薄弱，一到市场，问题就频频出现。

　　在2012年1月印发的《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国家首次将营养与保健食品制造业列为重点发展行业，其中指出，2015年中国营养与保健食品产值要达到1万亿元。

　　现在看来，任重而道远。

　　要发展——

　　医疗旅游中国不能

　　自甘落后

　　迪拜本来是一个医疗输出国，很多富人需要到发达国家去就医，但当他们发现国际旅游能够拉动很多产业发展后，就同美国著名的医疗团队签定协议，变成了相当好的国际医疗旅游城;泰国启动国际医疗旅游已有10年以上历史，一个隆胸手术在发达国家要1万到2万美元，在泰国2千美元就好;普吉岛，每年接待的外国国际医疗旅游近50万;拥有4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每年来做国际医疗旅游的人就达到100万……

　　一开讲，清华大学医药卫生研究中心主任刘庭芳就举了一连串实例。

　　而在中国，很多大医院的院长以为医院里有外国人来看病就被视为是国际医疗旅游;去通州国际医学园区参加论证会，一位市卫生局的局长说，到今天才知道国际医疗旅游到底是怎么回事。

　　“观念的滞后，特别是政府决策层观念的滞后，是推动国际医疗旅游最大的一个薄弱点。” 刘庭芳在主题演讲中说。“2012年，世界医疗旅游市场的规模就达到了1千亿美元，至少有70多个国家在推动医疗旅游，而这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命题。”

　　刘庭芳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案例是印度。民间成立了医疗旅游协会，把政府、民间很好的整合起来，在顶层制度设计上比泰国、比新加坡更系统，推出了医疗旅游的法规、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另一方面，印度的国际医疗旅游还把民族医学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做一个冠状动脉搭桥是3万英镑，到印度是6千英镑，包括机票，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人愿意到发展中国家来求医的原因。”

　　中国大医院的治疗水平完全可以和西方国家竞争，中国的传统医学包括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优势世界闻名，中国的人文、风光景点等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在发展医疗旅游上，刘庭芳认为中国有十足的底气。

　　“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将医疗旅游放在一个战略的层面进行精细的研究、探索，由政府首先出面来推动，然后再转化为政府、市场的结合，我们会更被动。”刘庭芳特别提到上海的医改方案，就是把公立医院的高端服务剥离出来，集中一定的区块、集中一定的资源专门开展医疗服务产业，通过为高端顾客的服务可以锻炼一支高水平的医院管理队伍和服务队伍。

　　除了北京通州国际医学园区、上海虹桥和闽行国际医疗园区，刘庭芳对在海南三亚开展国际医疗旅游服务最为钟情。“1996年，我第一个提出了这样一条建议，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但现在，关注多了起来，我们还成立了中国国际医疗旅游推广联盟，刘庭芳不忘为自己宣传，“欢迎你们的加入!”

　　其实中国就像一架已经启航的空客380，刘国恩在演讲最后为听众打了个比方，市场机制就是这架380的自动导航系统，政府行政部门人员就是飞行员。飞机是目前最大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但刘国恩希望，在中国这架空客380飞行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依靠制度的导航性，而不是依靠飞行员，依靠人工操作系统。

　　“还有接近5%的GDP的空间，用于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机会就在我们手上，条件就在我们脚下，这5%向何处走?每个在健康领域、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人都应该积极思考。”刘国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