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背景：美国医生道歉法案：为了鼓励医生在发生不良医疗事件后向病患开诚布公地作出解释，马萨诸塞州于1986年通过了一项法律，保护医生在向病人解释某些并发症时所使用的道歉词句，不能将其用于证明医生对此负有法律责任的证据。

　　个人亲历 几年前我刚开始做麻醉住院医时，遇到一位20多岁的拉丁裔女孩来做一台常规的腹部手术。她对乳胶制品有严重过敏史，曾经发生过过敏性休克。手术前，护士早早就把乳胶手套的柜子用胶带封上，以防误用。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快结束时，主刀医生对护士说：“这个病人稍微有些渗血，你去取一个引流管来。”护士很麻利地取来了引流管。可几分钟后，麻醉机发出气道压力过高的警报。当我把主管麻醉医生叫来时，患者的血压已经掉到50/30毫米汞柱。一阵忙乱后，罪魁祸首被找到了：那个引流管是乳胶制品，使病人发生了过敏性休克反应，引发严重肺部哮喘。

　　经过抢救，女孩儿脱离了生命危险。手术结束后，主管的手术医生和麻醉医生来到女孩儿的病房，向她和家人解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抢救过程，并对他们致以歉意。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病人有点不高兴，但很快被医生们的坦诚所打动，理解并原谅了他们。

　　这种医生的道歉行为在二三十年前简直不敢想象。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女病人在一次腹部手术后遭遇严重的感染并发症。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年里，她的手术医生一直没有给她一个明确的解释，最终她将医生告上法庭。后来，当在法庭上听到医生的全部证词后，她逐渐意识到，实际上医生已经为她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最后，她赢了这场官司，但是她在事后找到医生说：“如果当初我能够听到你现在的这些解释，我肯定不会告你。”

　　道歉法案 对病人来说，虽然道歉并不能挽回已经发生的过失或错误，但是却能把他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缓解他们的愤怒和沮丧。而对大多数医生来说，在发生不良事件后，即使没有发生医疗纠纷，他们也会长时间地陷入内疚和自责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解释或道歉不仅对病患是心灵安慰，对医生也是一种解脱和慰藉。

　　病人在遭遇不良事件后，很多时候只是想讨一个说法，了解事实的真相。但旧的医疗法律体系往往将医患双方放在一个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位置。不仅阻碍了医患间的有效沟通，而且容易导致双方的不信任，反而增加患方诉讼的可能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医生越坦诚，越能够赢得病人的理解和信任。即使发生医疗错误或事故，病人也容易原谅医生。

　　为了鼓励医生在发生不良医疗事件后向病患开诚布公地作出解释，马萨诸塞州于1986年通过了一项法律，保护医生在向病人解释某些并发症时所使用的道歉词句，不能将其用于证明医生对此负有法律责任的证据。继马萨诸塞州后，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近40个州通过了某种形式的法律，对医生做出的道歉言语及行为予以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

　　鼓励道歉 道歉法案颁布实施后，很多从事医疗纠纷风险管理的工作人员明显感觉到，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愿意并积极尝试与病患沟通，尤其是在发生了一些不良事件后。

　　一份发表于2010年的研究报告显示，道歉法案会在短期内(3年～5年)增加医疗诉讼案的庭外和解率，缩减从诉讼到达成和解之间的时间。对于严重的医疗事故案件，道歉法案有助于减少医疗纠纷造成的赔偿金额;对于轻度的医疗事故案件，虽然道歉法案对赔偿金额没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却能够有效减少这类案件的数量。

　　摘自9月26日《健康报》

　　■编辑手记

　　国内医生谈道歉

　　当出现失误时，国内医生普遍缺乏道歉的习惯，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原因。

　　做过多年的门诊办主任的北京肛肠医院党委副书记朱钢，处理过无数的纠纷，在他看来，道歉是最能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手段。

　　而医生们为何怕道歉、不习惯道歉，这和现实环境有关。国外医生的薪金待遇高，很受人尊重，医生对患者治疗的诚信高于一切，治疗、服务如有瑕疵，道歉也是医疗服务的范畴。而在国内，一些患者看病要防着医生过度治疗，而医生则觉得每天累得要命，钱不多赚，还随时会缠上纠纷，双方互相“提防”，出了问题自然都往外推。这和体制及大环境有关。

　　对此，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在博客上说，再高明的医生都有可能出现错误，关键是医院要有手段、有制度来尽量降低这类错误发生的几率，并对每一个“偶然发生”的错误，给予管理上的充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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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对过错医生不满

　　记者带孩子去北京一家医院看病，医生处方时把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剂量“0.17克”误写成“0.7克”，幸好被家长发现并进行了改正。但在退费、取药、打点滴等随后的过程中，不仅相关人员未向患者表达歉意，其反复周折更是激发了患者的不满情绪。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