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3年的春天是每个人心中永远的记忆，当年战斗在一线的40多位医护工作者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万希润主编的新书《SARS 10年——“非典”亲历者的回忆》中，讲述了当年难忘的真实经历，记录下贯穿非典始终的敬业勇气、医患感动和真情温暖。就像现在奋战在H7N9病毒前线的医护人员一样，当年那些战斗在非典一线的白衣天使们在作者重温记忆的笔下，仍在那里，并未走远。

　　张海澄：考验一线医生肾功能的8小时

　　张海澄，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在“非典”病房，全副武装之后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坚持8小时不撒尿，换岗时我们有句口头禅“考验肾功能的时刻到了”。

　　进入病房的几个小时之前，绝不敢喝哪怕一小口水或牛奶，吃药几乎是干咽，吃饭也只能吃少许干的，更不用提水果了。

　　头几个小时还好忍，越到快下班之前的那两个小时，膀胱憋得生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时候憋急了，真想脱了猴服奔向厕所。真有憋不住的，让家人送来了尿不湿，戴着尿不湿上岗，膀胱倒是轻松了，可两腿间越来越重，还潮乎乎，另一种难受!

　　茅江峰：直面SARS战火燎燎

　　茅江峰，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

　　我向领导申请，进S ARS病房工作，愿意服从领导分配。理由很简单：当病魔肆虐时，作为一名医生，没有理由退缩，也不能退缩。

　　到SARS病区的第二天，我们进入了病房。穿上两层隔离衣，戴上4副手套、3层口罩，当你把自己全身武装起来的时候，已经快憋死了。才3 分钟的时间，衣服已经全部湿透。我知道，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穿上防护服的8小时就像把你关在桑拿房间里8小时，我们的工作就是洗“桑拿”，闷热、憋气、全身湿透。这时不仅需要脑力劳动，更要强健的体质和稳定的心态做后盾。

　　原来我在病房干活，总是健步如飞，但在这里却飞不起来：衣物太多，氧气不够，需要停下来歇口气再走。和病人的交流更加困难。因为戴了口罩，说话时病人听不清，为了和病人坦诚交流，给病人更多的信心，我必须“面对面”地开导和教育病人。而这种“面对面的小于1米以内的交流”，是“非典”传播的“经典途径”，是大忌。但为了工作，为了病人能更好地配合医疗，我再次冒险了。

　　这是生命的赌注。而每次病人的一句“谢谢!”对我来说则是最大的安慰和支持。

　　蒋宇林：非典中的亲情和友情

　　蒋宇林，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老王是个40多岁很高很壮实的工人，他的病房挨着马路，每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的爱人和闺女就会站在马路边上大声喊他名字，他就会乐呵呵地站在窗前和她们招招手，偶尔吼几句话。我们都说老王你待遇真好，他就得意地呵呵乐半天。

　　可是渐渐地，老王的病情不断加重，需要躺在床上持续吸氧。在他的坚持下，我们把他的病床搬到了窗边，这样每次家里人在路边喊他名字的时候，他就坐起身来，费力地探出脑袋去看，竭力地招招手。

　　第七天下午，老王躺在病床上安静地离去了。他最后一次听到家人呼唤还在努力坐起身来往窗外看……

　　亲情的力量是这么的温暖和广袤，在那个非常时期，每一个恐惧的心灵都在其中得到久久平静。

　　■我们第一批一同奔赴SARS病区的同事有三十多位，来自各个科室。大多和我一样，都是参加工作一两年的年轻大夫、护士。每次在进入半污染区前大家都需要穿套几遍隔离衣和口罩帽子，大家每一次相互检查、提醒，洋溢的友情都让我感动。

　　记得经常和我搭夜班的一个年轻的护士，她负责整夜守在半污染区通往病区的最后一道门内，对每个进出污染病区的人员进行防护检查和消毒。我印象中不管夜有多深，每次我需要去污染区巡视的时候，她都会非常认真仔细地替我检查和消毒，并会亲切地嘱咐几句：“鞋套有些大，注意别把鞋套走掉了”，“过道的灯坏了，有些黑，注意安全”，“需要什么就用对讲机呼我，我拿给你”。

　　常常她也会用她戴了好几层手套的手费力地替我整理防护装备。在昏暗的灯光下，隔着厚厚的防护服和防护眼罩我无法辨认她的模样，也不曾问过她的名，但我的内心总是暖暖的、踏实的。虽然病区灯光昏暗，病毒肆虐，孤独冷清，但总有浓浓的关切和友爱之情在门的那边守候。

　　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这位护士的名字，但我知道，她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某个病房忙碌。我们曾经一起战斗在SARS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