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肿瘤防治周4月15日拉开帷幕，到4日21日落下帷幕。国外肿瘤医生眼里 “中国式治肿瘤”是什么样子呢?近日上海百瑞肿瘤中心副首席医务官大卫·加菲尔德博士和以色列肿瘤学家哈罗德·布伦纳、护士Lucy Lu在美国权威杂志《肿瘤学》刊发了相关文章。

　　关于隐私 似乎并不存在所谓的患者秘密和隐私。实际上，在和一位患者交谈时，另一位患者或家属会侧耳倾听、打断谈话、发表意见甚至表示不同意见。在大型医院门诊诊室中，除医务人员外，还有三组人员：等候接诊的患者(肯定有人陪伴);另一组等候接诊的患者;还有一组是曾经接诊过的患者。此外，还可能出现另外一组患者的代表，以窥视进展如何。

　　关于首诊 放疗、内科及肿瘤外科的医生互相视为竞争对手，而不认为是同行。治疗癌症患者取决于哪个专业的医生首先接诊。外科医生和肿瘤放射科医生可以进行化疗。胸科医生和肿瘤内科医生常常不认同局部治疗是一种充分的疗法。转移性或IV期乳腺癌患者常通过双药及三药联合治疗方案治疗，似乎他们仅是早期患者，且极少考虑使用抗雌激素疗法。对于病理或影像学报告仅一看了事，而并不与病理医师或放射医师进行后续探讨。

　　关于信任 患者从医生处寻求意见，朋友、朋友的朋友或医生的朋友，虽然对病情都没多少了解都会提供意见，但与医生处得到的正规咨询相比，他们常更值得信任，也更被人注重。

　　如果患者认为自己得上或被诊断出癌症，自己会要求某些检测，但一些医生不会对其必要性进行争辩，选择默许。医生需要当心的是，如果患者结局不好，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会有行政警告、诉讼甚至伤害的风险。

　　由于缺乏对医生的信任，因此一旦治疗无效，患者选择的不是对治疗情况进行报告，而是直接转院，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医生们可能会尝试其它治疗。他们认为，既然医生无法成功施治，也就无需相信他们能通过其它手段控制病情。

　　关于风险 西方医生把疑难病症视做挑战，而中国医生则首先考量自己的风险，对帮助患者犹豫不决。比如，在降低脊髓或脑部伤处水肿时，西方已经使用地塞米松多年，而中国医生惯常使用的药物则是甘露醇，有时甚至每日使用，唯恐因地塞米松而出现不良事件报告。西方肿瘤科医生与中国医生对输血标准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中国医生在患者血红蛋白不小于6.0g的情况下，绝不会给患者输血，无论患者年龄或症状如何。而许多在西方医生看来比较简单的门诊手术在中国也变得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