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存在大处方、滥用药现象。当时，日本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形容这种现象，意思是“人泡在药里”。后来，日本实行医药分家，一般医院和个人诊所都不再设药房。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日本医疗团体和保险部门共同制定了单病种费用支付限额。在保证疗效的情况下，医生如果过度检查、大处方，医保不予支付，最后吃亏的还是医院。

　　英国

　　英国公民和赴英留学生每个人都会配备专门的私人医生，生病后先跟私人医生联系，由私人医生根据病情推荐合适的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也要拿给私人医生，由私人医生开出药方，最后就可以拿着药方去药店买药。健康时报记者曾经因发烧在英国看病，医生开出了两粒退烧药、一小袋维生素，虽然也开了抗生素，但竟是两片装的。

　　新加坡

　　在新加坡看病，从医生那里开到的药是一粒一粒的，而非一盒一盒的。尤其是抗生素类的消炎药，医生通常开出来的都是每天2粒，吃5天，共10粒;红色小药丸每天2粒，吃3天，共6粒。两种药多一粒都没有，也就不会浪费。新加坡社区私人诊所相当普遍，竞争也非常激烈，这些私人诊所为生存计，不是靠卖药，而是靠诊疗技术水平赢得口碑。

　　澳大利亚

　　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公司总经理蔡强介绍，他在澳大利亚时，一次带儿子看病，医生说就是一般的感冒，回家用温水给孩子洗澡，物理降温。可他的太太非常着急，一再坚持医生开处方，结果医生开出的处方上写着ice cream(冰淇淋)。后来得知，澳大利亚医生不会随意开药，凡是能够用锻炼、饮食等方式解决的问题，都尽量不开药。

　　外国如何管住药品浪费

　　健康时报“节药行动”系列报道②

　　新闻背景

　　据保守推算，我国每年药品浪费超过100亿元!日前，@健康时报联合@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浪健康发起了药品浪费的微博调查，结果显示85%的网友表示家里有不少剩余过期药品。药品浪费问题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节药行动得到代表委员们的纷纷响应。83%的网友呼吁药厂尽快推出小包装药或药品拆零销售，从源头上遏止药品浪费。

　　健康时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报道《药品浪费触目惊心》(2013年3月7日总第1003期，如右图)，受到代表委员们的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称，“这种提案真正涉及民生，健康时报的节药行动倡议非常好。习近平主席强调，整个社会要形成节约风气。在现有医疗资源还不丰富的情况下，药品更要节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也表示，“药品浪费不光对医院、对患者，对社会流通领域也是浪费，确实需要大力宣传。”记者集纳了众多政协委员们关于节药行动的观点、建议，并对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遏制药品浪费上的做法进行采访。

　　改革医保支付体制消除了日本的“大处方”现象

　　医生过度开药、患者主动“索药”，这两种情况造成的药品浪费很常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霍勇教授建议，要从体制上下手，让基本医疗系统实现共享，这样，既可对医生开药实现监督、限制，对于患者来说，一个病人拿医保卡去找不同医院，医生也可快速了解患者信息，避免重复开药。

　　不过，目前已经前进了一小步。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锋介绍，医院信息系统实际上已经在节药方面发挥作用。比如，所有的药方都要经过电脑开，如果这个病人今天刚开完10天的药，明天又去找另外一个医生还要开10天的，只要一输入他的名字，电脑就有提示。如果这个患者已经开了一周的药，到第三天的时候又去开药，电脑也会提示。现在的系统还对医生开处方有所限制，比如一个人的一张处方上只能开三种药，你想开5种，一定开不出来，这对乱开药或者大处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限制。

　　不过，相对于国内医疗系统简单升级来说，国外则主要考虑在医保支付体制上下功夫。欧美发达国家的医疗制度和法律就彻底切断了医生和药厂之间的利益渠道，又有严格的法律，保险公司和药剂师的把关，医生开药多少和他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相当部分的医药费用是由保险公司买单的。保险公司会严格审核医生的处方是否过度。一经发现，保险公司会拒付医药费。并警告医生的这种行为，严重的医生会被剔除该保险公司的许可医生名单。这样，该医生就不会接到该保险公司覆盖下的患者了，找他看病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存在“大处方”、“滥用药”现象。当时，日本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形容这种现象，意思是“人泡在药里”。后来，日本实行医药分家，一般医院和个人诊所都不再设药房。即使是在设有药房的医院看病，病人也可以持处方在外面的药局配药。日本实行全民医疗保险，个人支付医药费用的30%。对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日本医疗团体和保险部门共同制定了单病种费用支付限额。在保证疗效的情况下，医生如果“大检查”、“大处方”，医保不予支持，最后经济上吃亏的还是医院。

　　在新加坡，社区的私人诊所相当普遍，这些私人诊所为生存计，本有足够的赚钱动力，却是不多开药，检查也是能不做就不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诊所间的竞争激烈，要赢得病人认可，长久生存，靠的是质量和口碑，一时蒙了病人，久而久之，害的终究还是自己。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副所长杨金生也表示，建立对疾病的诊疗规范很重要，很多患者觉得药越多越好，特别是患慢性病的。比如动脉硬化患者，不光吃西药降脂的，还吃软化血管的，另外还可能又吃很多中药成分接近的药品，这种情况下反而会加重病情。

　　医院、药房职责明确也可遏制药品浪费

　　“我感觉，药品浪费除了和中国人‘喜储存’的传统习惯有关外，买药不太方便也是原因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认为。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去大医院看一次病的确不容易，排队，挂号，然后跟医生聊个几分钟，好不容易看上一次，多储备些药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一些国家，买药相对要便利得多。在日本，药局说是药局，其实是以卖化妆品、日化用品和营养品为主的超市。非处方药放在货架上自由选购，而处方药则必须由药剂师接单配药。日本药局的密度很高，一条商业街上就有好几家，非常便捷，一般日本家庭也就没必要囤积药品。

　　在英国，每个人都会配备专门的私人医生，生病后先跟私人医生联系，由私人医生根据病情推荐合适的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也要拿给私人医生，由私人医生开出药方，最后就可以拿着药方去药店买药。

　　因为取药便捷，外国医生一般情况下开药都极其“吝啬”。健康时报记者曾经因发烧在英国看病，医生开出了两粒退烧药、一小袋维生素，虽然也开了抗生素，但竟是两片装的。

　　德国政府对医生过度开药管控严格，比如政府给一名儿科医生的预算是每个儿童每季度用药不得超过25欧元，虽然也有很多家长央求医生多开点药，但医生估摸还有富余，就不给开新的。特别是抗生素，不仅是因为病情需要，而且有的很贵，如果给一个儿童开了，那就意味着有几个孩子这个季度就开不了药了。

　　在澳大利亚，不通过医生擅自给孩子吃处方药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可能丧失孩子的扶养权。而且医生开的药只够治疗这次疾病所需，一般是一个疗程的药量，吃完以后绝大多数情况下疾病就会好了，如果还没有好，需要再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再根据情况调整治疗方案，重新开具处方。处方药一旦开封不管吃完没有都必须扔掉，下次有病再看医生，所以家庭一般不保存处方药。

　　健康时报驻新加坡记者在新加坡看病，从医生那里开到的药是一粒一粒的，而非一盒一盒的。尤其是抗生素类的消炎药，医生通常开出来的都是每天2粒，吃5天，共10粒;红色小药丸每天2粒，吃3天，共6粒。两种药多一粒都没有，也就不会浪费。在记者居住的一个小区里，就有两家西医和三家中医，看病非常方便，根本不用自己在家里囤药。

　　对此，霍勇也建议，应该加大药店的普及度，比如每个大社区都应该有很成规模的药店。目前社区医院用药品种太少特别是夜间门诊尤其严重，很多患者不得不舍近求远为了买些常用药跑到三甲医院，应该保证医院的药在这些药店里大部分都有。“就好比家门口就有个菜市场，可能也就不需要一次买一大堆菜了。”

　　不合理的存药习惯应改一改

　　“中国人总是想准备一些东西，比如保存安宫牛黄丸等，但是对药物的有效期、使用期却不是太清楚，所以在家庭合理用药方面要加大宣传，告诉患者，一些急救药品，比如，如果是冠心病患者就要随身携带硝酸甘油，但对于大部分慢性病患者来说，保存很多药物是没有用的，的确是浪费。”史大卓告诉记者。

　　凌锋就有这方面的感触，患者要自己准备一些小的药箱无可厚非，但不能打造成百宝囊。“比如年纪大的心脏病人可以备一些速效救心丸，但如果从来没有关节疼，你备一大包治关节疼的药有用吗?”凌锋建议，家中备的药不要太多量，顶多一个星期。如果出差，就备上三天。而且要经常检查你的药箱，不要让它过期了，不仅失效还有副作用。在不断调整小药箱的时候，也就逐渐知道，自己究竟需要哪些药了。

　　著名相声演员、全国政协委员姜昆也深有感触，老百姓应该建议定期检查一下自己的存药，比如一年期、半年期的药品，及时做一个处理。其实，药品的确是需要常备的，常备肯定有一个过期和期限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需要采取措施。

　　比如，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很多领导的屋子里，会看到有各种很高级的书，有的他们也没空看，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收集箱，让他们自己主动捐献出来，我们汇总后，捐献给边远地区或者贫困地区的小学校、图书馆。不仅控制了浪费，也做了善事。在控制药品浪费方面也是同样道理。

　　所以建议政府或社会设立一个机构，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联合相关组织来理顺药品供需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在培养患者用药习惯方面，药品包装也很重要。“我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邵明立聊天时还说，药品拆零销量和大包装在使用方面都很重要，”霍勇解释，很多疾病，比如感冒发烧，医生开一两天的药很正常，但对于慢性疾病患者就建议卖大包装药品，拆零增加成本、工时，反而是一种浪费，而且拆零后药品还存在安全问题。“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合理的药品包装规范，就像在超市买东西，我出差就用小瓶的洗发水，如果家庭用就买大瓶的，给患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在关注药品浪费的同时，很多委员也提倡，要把注意力放在调整生活方式上。“最终想纠正一个误区，中国人一直认为有药才有健康，而放弃了饮食、健身和改变生活方式的办法。日子过得越好，越要把自己保护起来，就要在医疗方面有保障。其实，花钱是买不了健康的，认识了好大夫，买了药，你就能把健康买回来吗?因此，还是要调整生活方式，不要去熬夜，不要酒肉穿肠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对记者说。

　　史大卓也提醒，医院在合理用药方面，应该对患者做一个详细的指导，比如什么条件下可以不需要用药等等。

　　移民澳大利亚的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强先生介绍，他在澳大利亚一次带儿子看病，医生说就是一般的感冒，回家用温水给孩子洗澡，物理降温，几天以后就会好了。可他的太太非常着急，一再坚持医生开处方，结果医生最终开出的处方上写着ice cream(冰淇淋)。

　　事后蔡先生才了解到，在澳大利亚，医生在诊断不清楚的时候不会贸然给你开药，诊断清楚了，凡是能够用锻炼、饮食等健康方式解决问题的，都尽量不开药。医生经常会给你打印几页小册子，告诉你应该如何科学锻炼、如何科学减肥等等，写得很详细，很容易实施。